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水火不容吗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是不同层级上的两个概念,从实证主义、刑法的机能以及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义来看,两者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法律类推制度必然导致罪刑擅断＂、＂与法律类推之害相较,宁取罪行法定之害＂、＂类推解释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这几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各有优势与不足,在刑罚适用过程中,应该能够使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两者的缺陷,从而使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的明确规定,该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原则.要深刻把握该原则,必须明确其与类推和法律解释的关系,同时针对当前立法和司法的相关缺陷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禁止刑法解释,只是为刑法解释界定了合理的空间。刑法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坚定不移的定律。即刑法解释又要在已定的刑法规范中得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论。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

该文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以及该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某些状况 ,得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不易、全面准确适用更不容易的结论。     

试析罪刑法定在新刑法中的体现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新刑法首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新刑法的这一规定为公民的自由、权利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是刑事立法史上的一座     

我国古代刑法“比附类推”制度的发展与“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最终确立

我国比附类推制度可追溯于周代,随后各朝代均推行运用,但不同程度作了限制。新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也规定了类推制度,但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比附类推制度被废除,但这一思想仍然会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辩证法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基于一定的外部社会环境、理论渊源和观念背景。现代社会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将面临新的挑战,这是因为民众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大大提高,严格的权利分立原则不再被倡导和追求。任何命题的合理性都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应摒弃法典崇拜者的那种轻视裁判官而崇拜法典的“恋父情节,”增强刑事法律法规的弹性,提升裁判官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现行刑法较之与修订前的刑法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显得尤为重要.使得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做到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来源入手,对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各国的立法现状及我国现行刑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之必要性作了粗浅的分析.     

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司法意义——从一起强迫介绍妇女“做小姐”并收取中介服务费的案例谈起

在刑事审判阶段,作为刑事司法主导力量的法官应当在刑事审判中坚持价值中立、地位中立。在定罪方法上应当公正,即必须有利于限制刑罚权并且不得超法规加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取向的必然结论。在认识论上应当坚持相对主义。法官有权以刑法规范为据而改变控诉罪名。     

罪刑法定与法治国家

罪刑法定的价值蕴涵大约包括保障个人自由、保障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正、建立统治权威、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等方面。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任务还很艰巨。要尽快完善刑法典,以保证罪刑法定原则实施     

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罪刑法定主义的困惑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议由来已久，罪刑法定主义包含着理性层面和现实层面，这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统一。在理性层面，应该承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非矛盾性；在现实层面，必须透视其形而下的司法化问题，从立法和司法解释入手，使罪刑法定主义定位于恰当的地位并使之发挥真正应有的价值。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罪刑法定实现的法学方法论视角解读

通过梳理作为刑法帝王原则的罪刑法定实现的方法论变迁过程,由机械适用法律到法律解释再到法律论证后,结合理论界关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以及法律适用归类思维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探讨了罪刑法定的司法实现过程.在此基础之上,立足于我国后法型法治国家的现状,指出了我国罪刑法定实现的路径选择.     

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对天然的悖论

齐玉苓一案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按照普遍的共识 ,宪法司法化昭示着宪法的司法适用 ,是指具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时直接援引宪法进行断案。这一概念如果是民法和行政法出现缺位时是可以适用的 ,但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没有相关罪名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 ,致使宪法不能适用到刑法领域。     

罪刑法定原则与公正司法

刑法观是人们对刑法性质、功能、犯罪、刑罚、罪刑关系、刑法制定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心态的总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是建立在法律的绝对完善的基础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终落实取决于执法者的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