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下的制度选择

苏州的腐败大案正在带给当地政坛一阵恐慌,也带给 其他景仰苏州的人更大的恐慌。在被人称道的依托深厚人 文传统打造出的"廉洁特区",文化的制约终于还是抵不 过利益的诱惑。道德自律的模范走下神坛,带来的是又一 轮"道德恐慌"的冲击波。这为近期有关执政能力的大讨 论增添了另一个注脚。     

论道德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非难理由

近年来,就不作为犯罪而言,究竟道德因素能否成为对行为人非难的理由逐渐变为了刑法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不作为"是一个与"作为"相对的概念,一个人因为没有做一件事情而获罪,本就是一种刑法上的特例,故而行为人必须本身就具有某些法律所规定的作为义务,只有违反了这些特定的义务才有可能犯罪。而在刑法所规定的这些义务中并不包括道德方面的义务,因此关于是否应将道德纳入到法律体系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不断的状态之中。众所周知,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其为维护社会安宁的最后一道防线,故而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只能归由道德来进行调整,否则刑法就太过于暴虐。因此,我们不能以道德原因指控行为人的不作为而对其进行非难。     

为什么孩子也会杀人

英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了在少年时期隐藏着某种内在的危险──这种危险以前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危险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詹姆士·巴尔格杀人案。在美国，早已出现过了一个少年杀人浪潮，但是在英国，公众却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这种悲剧行为上来。当然，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孩子们并不象先前想象的那样纯洁无暇、毫无暴力意识和能力。巴尔格杀人案也只不过是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已。几乎可以确定还有许多孩子有杀人的潜在危险。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一个大问号──为什么孩子会去杀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复杂。…     

道德责任的界定及其实现条件

道德责任反映着客观的伦理关系,它既是主体角色所赋予的道德规定性,又是主体的一种道德品质和能力;既是主体主动担当的份内责任,又是主体行为结果的责任评价和追究。从尽责来看,道德责任的实现需要主体具有认知、自由、能力和品德方面的条件;从问责来看,它需要权利、结果、制度等条件。     

青少年犯罪与道德救赎的可能

本文通过对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归因分析，追问道德救赎的可能性。“法”的规定性告诉人们不可以做什么，“道德”的规范性和提升性告诉人们能够做什么，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仅仅停留在“文明行为”——道德的底线上，“道德救赎”尚不能开始，只有当个体的信仰之旗被撑起，良知被唤醒，才有可能走向“道德救赎”。也就是说，“道德救赎”必须通过整体的价值规范与个体的价值选择来共同支撑并完成。     

权利话语的“去道德”真相

这是中国社会越来越是非不分的一个秘密,每进行一次"理性化论证",就把道德标准往下拉一次,不断逼近底线,直到颠覆。而同时,它也会加剧一个人和社会的病态,因为一个出卖自我、良知、人性的人,必然想着要去干掉道德,但反过来,道德也会干掉他。     

判决未成年犯刑罚时不宜并处罚金

１９９８年度，某法院共判决刑事案件１２２件１７７人，其中未成年人９人，罚金额６００００元，法院在判决未成年犯时，是否适用并处罚金，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法院对未成年犯的判决不宜适用并处罚金。 一、对未成年犯的判决并处罚金与适用罚金的宗旨不符 法院判处罚金，一方面能弥补犯罪对国家、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害，另一方面有利于剥夺犯罪人继续犯罪的资本和条件，不让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便宜，具有特殊的惩罚和预防作用。未成年犯的行为，确实给国家、社会造成经济损害，但未成年犯没有独立经济能力，不存在由于经济能力的支…     

权利观念的异化现象——对震灾语境中"不捐款"现象的法理思考

捐不捐款是一个人的私事，这几乎成了一个公理。然而，它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命题，特则是在汶川震灾语境中。换言之，人们在汶川震灾中捐款具有某种极强的道德义务，这不是公式化的权利话语所能消解了的。     

儒家思想与青少年犯罪预防

利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包括青少年犯罪在内的现代社会病已经为世界各国许多思想家认同,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我国应当积极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服务。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可以为内心“立法”;儒家注重家庭亲情,可以培养广大青少年的道德体认能力;儒学是“安身立命”之学,可以提升人的生命层次,从根源上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谁来挽救这个已到了犯罪边缘的少年团伙

最近发现江津几江地区有个已到犯罪边缘的20多人的少年团伙。说“犯罪边缘”是因他们都是十来岁最多十二、三岁的少年，还够不上犯罪。他们或摸扒、或撬门人室盗窃、或趁机抢劫。这不仅仅给这些少年（还有个别儿童）及其家庭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是社会一个极强的不和谐音符，值得特别关注。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西方大国的"气候霸权主义"

《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但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这表明,当今的气候问题不是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气候、政治气候、道德气候、责任气候问题,其核心是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问题,其本质是气候霸权主义与反气候霸权主义的问题。     

影视暴力的犯罪学透视——以青少年犯罪为视角

对于影视暴力是否是引发青少年犯罪的因素,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影视作为审美对象本身不存在道德宣教的义务,观众需要凭自身的到色素养评价影视中的内容。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是非辨识能力尚在发展中,因此影视暴力对其产生的负面作用会大于正面作用。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出发,今后应该重视青少年的德育工作。     

海关服务外包探索

第三方外包的确能够担当起相当重要的责任,能够迅速集结各种社会资源,能够弥补政府能力、资金以及人力的不足。     

不作为侵权相关问题探析——从道德冷漠现象谈民事救助义务的确立

当前,道德冷漠事件频发,由于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旁观者无责任,无法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仅依靠道德明显达不到公平正义的社会效果,突破特殊关系实施救助,将最低限度的道德扩展到法律层面势在必行。通过对侵权责任现行立法分析,提出通过扩张作为义务来源扩大不作为侵权责任之范围的构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我国《侵权责任法》和相关解释完善的迫切性,以及相关措施的可行性。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研究——以公司法为视角

对于什么是公司社会责任,现行公司法是否存在与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相关的规定,以及应如何在现行法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均未予廓清,学说上争论激烈。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的介绍以及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应该从现行公司法尤其是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完善公司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应该从道德责任角度加强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引导。     

论犯罪时未成年而审判时已成年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承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时未成年而审判时已成年的被告人，由于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还是由其原法定监护人承担的问题，目前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尚没有明确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做法和争议，从而造成执法上的不统一。对这一问题，应当区分情况进行处理，对于被告人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其本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其本人和原法定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妥善处理。     

泛道德谈问题是没用的

泛道德意识因为最容易、最廉价,因此用道德谈问题最为普遍,但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据,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道德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许多问题的枢纽,用道德谈许多问题反而会走到反道德的方向。在此可以举一个我亲见的实例。当年我初进大学时,台湾依然贫穷,台大学生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当时学生搭车都不排队,只要公车一来,     

达沃斯的等级与道德

公司总裁来达沃斯做生意,国家领袖前来捞取政治资本,但这个论坛确实做了真诚的努力,去鼓励政治和商界领袖们考虑其工作的社会责任,这也赋予该论坛道德价值。     

从校园伤害案看当今大学生法律意识

大学生犯罪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关注问题,大学生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由于欠缺法律知识,对自己的行为无法定性,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后果,本文结合具体案例阐述在大学生犯罪案例中家庭,社会和学校各个方面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如何避免大学生犯罪。     

单亲子女交往互动特征与偏差行为

80年代天津市政府曾组织调查发现：在没有犯罪青少年的家庭中，完整家庭占88％，单亲家庭占12％；而在有犯罪青少年的家庭中，完整家庭占75％，单亲家庭占25％。90年代末，深圳市青少年违法犯罪调查表明：被调查对象家庭不全或父母不全的占30．5％，其中14～18岁未成年人的家结构不全的占该年龄组的39％。在深圳市收容所里，五个中队抽样调查55人，全部是单亲家庭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