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下的欧盟治理困境分析

欧盟目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与难民危机等。这些危机都是欧盟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的反映。当欧盟的治理难题积聚到一定程度,以不可预测的连锁性、集聚性危机呈现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缺失就会成为影响欧盟治理有效解决的关键因素,继而危及欧盟的存续。治理与一体化深化进程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欧盟治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常态,所有机构参与者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权力和责任。危机后,欧盟治理结构与过程均发生变化,但未能突破欧盟条约框架的限制,欧盟出现"不可治理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疑欧政党的迅速发展、民众情绪的对立、差异性一体化趋势加强以及欧盟行为体角色的式微,继而挑战一体化背后的欧盟治理体系与理念。     

科索沃危机与欧盟的危机处理

科索沃危机是继《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欧盟的危机处理任务后,欧盟经历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也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的共识得到空前提高,欧盟危机处理机制也出现重大突破。通过对欧盟在科索沃危机处理中应对手段、效果和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欧盟危机处理的发展将取决于欧盟在以下三方面的进展:成员国合作的深化、欧盟危机处理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军事保障。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后危机时期欧盟经济治理模式变迁刍议——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视角

欧盟经济治理模式遵循社会市场经济基本原则,重视价格稳定、完全竞争和平衡发展,以保障竞争秩序。共同政策与结构政策是欧盟经济治理的主要手段,但危机表明,随着一体化的加深,欧盟共同政策与结构政策都存在严重的效力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欧盟继续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启动经济治理模式的调整,即一方面强化财政纪律等共同政策,维护竞争秩序;另一方面加大结构政策力度,并引入稳定政策工具,确保竞争秩序所处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     

新冠疫情危机下欧盟团结规范的实践及其驱动力研究

团结是欧盟赖以建立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新冠疫情在欧洲迅速扩散的初期,欧盟及其成员国未能及时协调政策、采取团结一致的措施应对疫情,导致欧盟的声誉严重受损,欧盟团结缺失成为媒体和学界谈论的热门话题.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很快调整了应对疫情的策略,超越单纯的"外交辞令",展开了一系列"事实上的团结"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旨...     

共同体化的困境——从叙利亚难民危机论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的局限性

欧盟共同庇护体系属于欧盟司法与内政领域的一环,涉及政治庇护与难民事务的管理,也是欧盟建构内部安全的核心领域之一。然而,欧盟庇护政策的共同体化与制度化并未能有效应对当前的难民危机,因而引发诸多质疑,特别在危机当前的关键时刻,欧盟成员国再次展现其在重大议题上的主导权与影响力。本文首先探讨欧盟现行庇护体系的机制与主要问题,并以叙利亚难民危机为个案,从四个方面:主权价值与人权价值的对立、国家利益与规范形象的对立、成员国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对立、边境国与非边境国的对立,来分析欧盟发展共同庇护体系的困境。     

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揭示了欧元区重债国家公共财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将欧元区治理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欧盟受其利益多元和政治体制复杂性以及法律框架的制约,难以独立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危机应对举措。因此,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一软肋充分暴露在市场面前,使危机短期内可能不断反复。欧盟国家要走出债务危机,短期内需建立防火墙,控制危机大蔓延,同时大力削减公共财政赤字,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中期则需改进欧元区的治理结构,加强财政协调和监督;若要最终走出危机,则需提高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促使公共财政走入良性循环。     

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决策机理分析

难民危机是欧盟当前面临的内外多重危机的重要一环,使欧盟内部矛盾丛生,也令决策层久议难决。难民危机沿着"酝酿与发展""集中爆发"和"相对缓解"三个阶段逐次向前推进,欧盟难民政策的决策进程与此相关联,其节奏、速度、认知与内容也逐渐变化。这一政策包含一系列总体架构和具体项目,可分为超国家和地区间、国家间、国家与次国家、交叉综合这四个层面,形成庞大而复合的体系。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和"国家间"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其关于难民危机的形势认知较为迟钝,相关决策缓慢而低效,其政策不仅难获认同,还造成了各成员国间的"东西矛盾"和"南北对立"。对这一政策的决策机理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欧盟决策体系的结构特征与运作规律的认识。     

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缓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显要论题。既有的单一行政型治理范式难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要求,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范式,聚焦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价值认同机制、整合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多重机制的互补共融,以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之间的融合嵌入。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涉及制度政策、关系链与合作链、组织载体、要素资源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建构层面以多层次政策组合、多主体协商共治、多维利益需求整合、多重文化心理认同等路径实现共融创新,并最终形成适应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情境的“政策—主体—要素—场域”逻辑框架。探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创新发展需要在制度政策层面形成多层次政策组合的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层面构建协商共治的民主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实现需求整合的利益共同体,在情感理念层面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共同体等多维融通整合。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乌克兰危机一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乌克兰危机历经政权变更、领土丢失、内战三阶段的急剧演进后,出现触底反弹迹象,并呈现出僵持中的稳定的新态势,危机逐步进入停火重建的新阶段。危机中体现出的两大根源性问题:转型进程中的现代国家治理和不确定秩序下的大国权势争斗,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值得深入反思。危机已引发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乌克兰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并加快向西方靠拢、俄罗斯深度介入乌克兰内战、俄美围绕乌克兰展开国际对抗四个主要国际政治后果。经历多种形式的反复博弈后,各当事方在危机中的目标日趋明晰,危机未来以非军事方式化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对话理论视角下欧盟在华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效果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原本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危机的欧盟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不仅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而且其能力也被诟病。在此情况下,欧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数字公共外交,积极塑造自身形象。本文采用对话理论的视角,通过内容分析和大数据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冠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其官方微博在中国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形象"自塑"及其效果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主要向中国公众积极塑造四种欧盟形象,即欧盟是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规范力量,是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是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伙伴以及新冠疫情下的"常态欧洲"。但在与网民的互动和传播效果上,只有在新冠疫情和中欧合作主题上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微博和中国网民评论显著相关。总体来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开展的数字公共外交未能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不仅如此,微博互动平台变成了二者对各自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再表达。只有充分推动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性,避免"自说自话",才能有效避免分歧,促进中欧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战略互信的建立。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刍议——以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为例

不同于对欧盟的主流认识。欧盟各个政策领域中背离正式规则的政治实践无处不在。就欧盟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而言。特定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组合会形成非正式治理的变革窗口,而特定的认知框架则会促进或限制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本文主要提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类别的非正式治理,然后将现有文献中众多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按照不同的非正式治理类别和政策阶段做出完整的类型划分。最后。本文认为在欧盟难民政策实现共同体化以后,只有部分国家面临难民风险,加上难民问题的安全化认知导致难民政策一直由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主导;但是近期由于难民问题发展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危机以及欧洲民众对难民问题认知框架的改变,难民政策的非正式治理受到了限制。因此,对难民政策的考量还将放到非正式治理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中以及一体化发展程度等宏观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欧债危机作为机制转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

在所有政治体系中，生存危机都是机构间关系发生本质性改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这尤其适用于欧盟和经货联盟的危机。本文的主旨是探究危机期间欧盟机构框架的变化。文章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以明确全文的分析结构。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成员国与欧盟间纵向的权限分配？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欧盟制度结构中各行为体横向的任务分配平衡？为了实施新措施，决策者需要哪些民主合法性来源？通过分析可以断定，业已存在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转变。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欧债危机的复杂性与欧盟前景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深化和扩展,是当前国际形势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世界性问题.本文首先论述欧债危机的演进以及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危机应对措施,继而分析欧盟内外在化解欧债危机上的五对矛盾,最后对欧盟发展前景作出展望,指出,不能因为欧盟目前的困境而看不到它仍有优势并有能力克服困难,最终走出危机.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卫生政策

本文首先阐释了欧盟条约对欧盟卫生政策权限的规定以及欧盟据此采取的卫生政策措施与行动,继而分析了欧洲法院依据欧洲内部市场的四项基本自由原则以及竞争法所作出的卫生政策领域的判决,在此基础上指出,卫生政策的直接权限至今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在各成员国手中,但是欧盟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欧洲法院的判决已深深地渗透到成员国的卫生政策领域的决策自主权中,这一渗透过程虽然是不系统的、不连贯的,却是卓有成效的,它不仅打破了各成员国卫生政策作用范围的国家界限,而且对各成员国卫生体制和卫生政策的重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10年上半年,一场源自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欧元区的动荡,对欧盟的经济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简要分析了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演变过程,进而探讨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欧盟应对危机的举措以及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跨国城市网络的实验主义治理研究——以欧洲跨国城市网络中的气候治理为例

实验主义治理是有别于大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新型多元主义治理模式,强调治理的网络弹性、知识创新性和实验回归性。本文以跨国城市网络为研究主体,对跨国城市网络中的实验主义治理逻辑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作为全球实验主义治理的滥觞之地,欧盟开放式协调及多层治理模式推动了跨国城市网络的发展。通过比较四个欧洲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表现,本文认为跨国城市网络的整体治理路径符合实验主义治理的基本逻辑假设。其中内部治理(信息交流、基准设定)和内外交汇式治理(项目合作、网络调解)促进了网络内部的实验创新性,为城市网络的实验创新和经验扩散提供了各种治理资源。外部治理(对外影响、相互依赖)和内外部交汇式治理开拓了实验治理的反馈渠道,有助于提升城市网络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特别是促进政策评估的科学性以及政策框架目标的定期修订。而且,根植于欧盟的地区深入性网络比全球和地区号召性网络在实验主义治理上更具优势,全球深入性网络的治理成效则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