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化与公务员心理契约：置于统一分析框架的尝试

心理契约是个体人格的组织化，政府文化是政府的人格化；公务员心理契约的“个性”与政府文化的“共性”的互动关系是推动政府管理绩效提升的原动力。尝试将二者内在机理、耦合向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研究，进一步明确政府文化与公务员心理契约构建的互动新维，改善政府管理绩效。     

契约经济学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述论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相容是造成政府公信力递减的主要原因.契约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契约关系.如果排除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仅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是天然的不完全契约,并且存在“目标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执行机制与激励策略修正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入世”与行业协会创新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按照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游戏规则,政府与企业之间要由隶属关系变为监管关系,现由政府承担的许多工作将交给行业协会。行业协会要解决自身的“入世”问题,尽快与国际接轨。行业协会创新是建立新的经济运作框架、实现政府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行业协会要扩展工作领域,推进以民间化为取向的改革,同时,政府要实行“两个转变”,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入世"后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趋势

世贸组织(WTO)规定,加"入世"贸组织的应当是主权国家或者单独关税地区.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与任何多边条约一样,是各成员国政府依据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达成的契约性文件.因而"入世"是一种政府行为,世贸组织中各成员的关系首先是政府之间的关系.     

攻克“三位”难题--中国政府“入世”的理性回应

管理中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是我国政府传统管理模式沿袭下来的“顽症”,入世,使这一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攻克“三位”难题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认为,政府应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与职能,坚持有所不为有所为,正确处理政市、政社、政企诸方关系,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效能政府,这是政府“入世”的理性回应。     

契约伦理与社会公仆意识

自由、平等、民主是契约伦理的实质内涵,运用契约伦理的视角去解读公仆意识,旨在使错位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得以理顺,再现政治文明的美好前景。加强社会主义契约伦理文化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建设,一是要实行民主选举,二是要依法治国,三是要健全监督机制。     

不完全契约的结构特征及其规制——基于物品视角的分析

物品基础上的不完全契约具有二重结构特点: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静态结构,二是在物品的具体供给过程中不完全公共契约与不完全私人契约“双向激励”的动态结构,这是不完全契约的症结所在。解决因这种二重结构导致的暇疵、悖论或困境,就要从二重结构的特点出发,首先明确公共权力的边界,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同时构建融合政府、市场、自治三种基础性物品的供给机制以及其他组织的公共协商治理制度——协商共治。     

WTO与中国政府行政行为规范

“入世”促使我国经济步入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的新阶段,市场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行为模式。这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努力获取“入世”的正效应。     

由现行法律的契约性看政府责任的构建

政府责任是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根本区别。近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关系表现为平等的契约关系,近现代法律大多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根据“主权在民”学说的阐述,政府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产生的,政府不受人民信任或偏离人民的授权而行使职权或职责,对此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责任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我国要实现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目前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政府责任制度的建设。     

“入世”后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思路

加入WTO是利与弊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也就是说,弊是客观存在的,利却要我们努力争取;挑战是现实的,机遇却是潜在的。即使加入WTO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我们也要把竞争估计多些,问题想得充分些,保持点警惕为好。“入世”后,最直接面临挑战的,是政府,“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但加入WTO,最根本的,却是对企业的     

“入世”后中外银行的竞争与合作

我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这已不容置疑。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问题曾是我国“入世”的主要障碍之一 ,“入世”后首先受到国际资本冲击的也是金融服务业。笔者认为 ,“入世”后中外银行之间不仅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同时还会有众多合作的机遇。竞争与合作相比 ,合作重于竞争。竞争或许会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的限制 ,而合作则是全方位的。竞争会同时削弱双方的力量 ,合作则可以开创双赢的局面。“入世”后 ,中外银行间的关系极有可能是 :竞争与合作并存 ,但以合作为主流。一、竞争 :源于两种不同银行体制的碰撞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而言 ,“…     

入世后企业跨国发展模式选择

中国“入世”,不仅仅是“请进来”,还要“走出去”。中国企业跨国发展将会成为中国“入世”后的经济新趋势。然而,选择何种方式走向海外,是企业跨国发展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企业跨国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企业跨国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总体上有三种模式可供借鉴选择:一是通过进入东道国直接生产经营的跨国直接投资模式;二是通过无形资产如技术、经营方法、管理经验等转移到东道国的契约经营方式;三是出口产品到海外的贸易经营形式。 (一)跨国直接投资模式利弊评价跨国直接投资模式是国内企业通过资金、技术、设备、劳务等形式在国外开办企业的行为。跨国直接投资是资本要素国际移动的主要方式。由于投资行为本身具有集资本、技术、贸易和人力培训等生产要素流动为一体的特点,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占据日益重要地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影响

“入世”促使中国经济步入与世界经济深度联结的新阶段，市场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行政的行为模式。这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努力获取“入世”的正效应。有学者提出，加入WTO以后，中国将“经过政府职能转轨——法制接轨——政策入轨——行为上轨等变革，在管理体制、法制、机制上全面适应世贸组织的需求”。     

西方宪政民主理论来源探析

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来源从总体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文化,二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权利政治观。具体而言,则包括四个方面:源自基督教罪感文化的人性幽暗意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自然法学说和契约论思想。由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和人性幽暗意识衍生出了权力悲观主义和制度设防理念;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基因经过多次嬗变导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界分;自然法学说蕴含着自然权利的思想,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评判现实政治法律制度正当性的正义体系;契约论则满足了人们关于政府来源合法性的道德追问,提出了国家产生于契约,政府权力应当分立并相互制约的思想。通过梳理上述四个要素与宪政民主的关系,意在说明,西方宪政民主是建立在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政治文明。     

论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间契约关系的表现形式

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体现为三种状态:政府与公民之间基于信任而产生的隐性契约关系;基于相互期望和认知而产生的心理契约关系;基于公共权力所有权和行使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特殊性也体现着中国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活动的特殊性。     

加入WTO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入世”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良好契机。“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WTO本身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要求 ;二是目前中国政府职能与WTO要求相距甚远 ;三是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应对入世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我们认为 ,各级政府应重点从两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目标 ;二是尽快转变政府管理方式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可说是一种“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自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被破坏,而以契约为本位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因素开始一点一点产生。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不顺利,屡遭挫折,所以产生了明确要求用“契约”文化取代“伦理”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力图从“文化”入手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由契约文明看法治政府的构建

建设法治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契约文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因而,对政府而言,法治政府的实质是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活动.契约文明的要求是构建法治政府.     

再论入世后的政府职能调整

本文认为 ,入世是政府行为 ,不论是WTO的基本规则 ,还是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行政管理现代化”运动 ,都表明入世对政府职能定位与配置的冲击直接而强烈。为此 ,我国政府职能调整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重视国际组织对政府职能设置与配置的影响 ;二是对政府与市场、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除了从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角度理解外 ,还应从彼此互补、互动的角度来理解 ;三是我国政府职能调整应该而且必须顺应世界行政改革潮流     

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理论定位与政策选择

在我国这样一个实行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发展中大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是怎样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在我国政府签署的入世协定和作出的入世承诺中,对我国政府的法律、政策以及施政行为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要求是明确的和具体的。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发挥好地方积极性,更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