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读《政治自由主义》

<正>约翰·罗尔斯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复兴的标志,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遭到了诸多批评。为了不断修正和完善其思想,罗尔斯于1993年出版《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可以说,包括《政治自由主义》在内,罗尔斯后期思想的着力点就在于力图将     

《资本论》的正义悖论及其超越路径

《资本论》的正义悖论问题是关涉当前马克思正义观探讨合法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资本论》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的正义悖论,正义悖论问题的产生是由政治理性主义及其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的,《资本论》正义悖论的实质阐释性悖论。超越《资本论》的阐释性悖论必须超越政治理性主义的二元化思维方式,还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是在辩证法的总体性张力中完成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揭示与价值批判,《资本论》的事实正义批判与价值正义批判内在一致。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创生了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当代形态,而且为建构当代正义观可能理论形态引入了新的"问题域"。     

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人类对于正义及其标准的探讨由来已久,不过,在当代社会中最具影响的正义理论莫过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在对古典功利主义正义观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两大正义原则的正义理论。文章高度评价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突破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受到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挑战,为克服自身理论的局限性,罗尔斯对《正义论》作了反思与修正,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进一步发展、完善自身的正义理论。     

正义视野里的国家——罗尔斯、诺齐克的国家观之比较

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规范理论研究的复兴。一大批观点各异的政治哲学家们脱颖而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的罗尔斯和诺齐克。作为新自由主义旗手的罗尔斯于1971年发表了其传世之作《正义论》，这一著作同时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文献。罗尔斯的理论受到了其哈佛大学同事诺齐克的强烈抨击，诺齐克于1974年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两人开始了长期的政治哲学对话，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独特的风景。本文对两人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国家学说进行分析，将两位大师的国家观进行综合对比。     

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观及其权利制约

洛克是近代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他从“自然状态”入手,论证了公民“自然权利”的正当性.自然法在执行过程中有诸多不便,“以法律保护自由”就成为政治自由实现的前提.从这一逻辑出发,洛克认为,法律与自由实则是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东,法律是自由实现的制度性保障,公民权利边界内的自由才是政治社会中得到法律保扩的自由.这一思想受到美欧革命者的推崇,也是美国宪政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述评

罗尔斯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他的新自由主义正义论。就是要从理论上将国家干预主义和国家福利主义统一在一起。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基础。正义原则是确立社会的基本结构应遵循的原则，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正义原则要通过调节主要社会制度，尽量解决社会的不公平问题，这就是罗尔斯的理论目的。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和社会契约等条件的设立．对社会正义原则进行选择，从而证明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合理性。他主张将两个正义原则应用到政府、个人以及社台生活的各个领域。罗尔斯正义论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他的理论仍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论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是合法性的基础,但合法性不同于法律性.当下,人们一般认为,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文章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指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危机.     

政治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当今主流政治概念的肯定,试图在此框架内伸张政治的内涵,赋予政治更多的理性思考.对政治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的运作理念、政治的终极目的这三个当今社会的主要关注点作出自己的一些思索,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才是中国政治合乎正义的发展方向.     

"外圣内王"何以可能?——对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反思

文章首先肯定了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提出的“新外王”问题,即怎样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科学和民主接轨。文章认为,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未能实现这一转换,是因为他沿袭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并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视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而政治哲学的核心或研究对象是制度和法律。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并非与科学民主之径相悖,其表现就是包含在《礼记·礼运》中的“外圣内王”思想,即以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范导性原则,而以小康社会的现实经验作为可行的制度安排。文章指出,沿着这一逻辑思路,借助于“新制度儒学”强调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成果,就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儒学现代化转化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等程序正义手段,把民主宪政思想引入儒学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而传统儒学又为政治哲学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超越性原则。     

萨托利视阈中的民主观

《民主新论》一书是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作者期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自由主义民主这一＂主流民主学说＂。通过对民主观念的＂抽丝剥茧式＂的说明,作者阐明了自由主义民主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区别。他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民主的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     

社会正义二说

七十年代以来,社会正义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选择了二家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正义理论,即罗尔斯的温和自由主义和诺塞克的超级自由主义学说,探讨近期的正义理论和西方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 一、罗尔斯的温和自由主义 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六十年代反资本主义的“对抗文化”作出的反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势力异常活跃;存在主     

沃尔泽多元主义正义观及其局限

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中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方式，对正义的分配作了一种广泛的、平等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解释。他倡导的多元分配正义是为了消除局部领域内的简单平等，并进而追求所有领域内的复合平等。     

通过合作的法治行政——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重构

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现代与后现代、自由主义与后自由主义共存这一"时间丛集"和"时代交错"的现象是思考所有法律问题的前提。行政法治的形式与实质主义之下的法律都是单方意志的体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无法回应中国的法治实践。在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转向基于交往理性的合作行政法,由独白走向共识,方能破解合法性危机,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构建提供合作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比较

马克思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政权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导致了两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同态度和命运。但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与统一,建立良好的法律与秩序,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两者的共同追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又要充分汲取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有益成果,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现状。     

"第三种"民主模式——哈贝马斯协商民主观剖析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对二者进行调和,提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即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这是一种以交往、话语为基础,以协商程序为核心的民主模式,它把制度化民主的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归结于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交往形式.这一民主模式虽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对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哈贝马斯视野中的协商民主与正义

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协商民主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协商程序对于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正义是政治生活追求的目标,交往权利是正义实现的基石;协商民主过程是实现正义的理想形式.哈贝马斯的民主观和正义观拥有共同的理论来源--交往行为理论,共同的实现方式--理性商谈,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诉求.     

江苏乡镇机械“瘦身”

万俊人在《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3期撰文．主张从政治伦理的综合视角切入“和谐社会”的主题．认为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是和谐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台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这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不仅是政治的和法律的．而且还有社会伦理的和公民道德精神的。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的正当性研判

合法性与正当性是衡量法律制度的重要标准,正义的法律制度应当符合"合法且正当"的要求。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的合法性问题得到解决,而对正当性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混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的正当性确定,应从概念正当性、实证正当性及规范正当性等方面加以研判,确认"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属于"合法且正当"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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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万俊人在《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3期撰文,主张从政治伦理的综合视角切入“和谐社会”的主题,认为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是和谐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这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不仅是政治的和法律的,而且还有社会伦理的和公民道德精神的。数字里的中国社会和谐度朱庆芳在6月23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为了分析…     

回归伦理世界的政治

古典政治建立在人性向善的目的论基础上,以探究德性为主题,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进入城邦过政治生活才能完全体现出来,从而实现了政治与伦理的有机结合.现代性政治强调工具理性而撇开伦理维度,以权力为核心范畴,对程序正义的偏爱甚于实质正义(德性),试图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内寻求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根据,因而忽视了政治的价值理性,导致了政治生活的非伦理化.现代社会应当把政治参与视为人们一种现实生活样式,政治实践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提升人的生存意义,在其现实性上也是推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