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大部制”改革应完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

大部制改革的推进涉及行政职能的整合和政府部门利益的遏制，这些构成了当前我国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难点。要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强化政治监督；健全绩效评估机制，强化预算监督；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强化法律监督：健全职能分离制衡机制，保障监督效能等方面来完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     

民行检察抗诉权存废之争和司法公正的若干问题——兼与黄松有、杨立新二位先生磋商“检察监督、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

作者从司法界开展民行检察抗诉权存废之争作为契机,针对现代检察监督制度是否存在理念误区进行反思,运用新的权力观和权力配置原理,否定了借中国审判权独立而排斥外在监督的观念中种种错误法理;论证了权力滥用、司法腐败必须强化包括检察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重要的是,要认真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和与之配合的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提高法官素质和法律人格,遏制错案产生,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制的统一.     

银行业监管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银行业监管权的存在是由当代福利国家行政权扩张的整体趋势和银行业经营活动所具备的社会性、垄断性及自身安全所决定的。在新的形势下,创新银行业监管权运作模式应突出非现场监管,慎用强制性监管,建立中央银行与银行业监管主体之间的稳定协调机制,完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对银行业监管权的法律控制应着重从立法角度及对执法主体的内部监督、外部监督来实现。     

西方国家市场监管职能变革及其启示

市场失灵是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逻辑起点，只要有市场失灵的存在，就要求有市场监管。该文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职能的运行功能、监管重点出发，揭示了市场监管职能变革的过程中加强社会性监管、建全监管法律体系、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积极开展国际监管合作四个基本特征。这对我国加强市场监管，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浅议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有效监督

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有效监督，能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增强政府合法性、建立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要优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监督制度，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监督力度；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强化外部监督，激发社会与公众监督积极性。     

“回应型法”视阈下用能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之检视与突破

用能权交易制度兼具公法内核的国家管控和经济诱因的市场激励这二维功能。为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用能权交易的公益属性,政府适度的介入和引导不仅必要而且正当。然而,我国用能权交易刚刚起步,其监管制度构建中还存在着立法内容缺失、逻辑自洽性不足等障碍,亟需从理论层面对用能配额这一复合性财产利益的交易监管展开系统性的解释。于此,本文运用"回应型法"的理论,以强调监管"法律目的"及监管主体"行为模式"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并通过实践层面的检视,提出生态安全理念下第三方监管、双峰联动协同、公众弹性参与等互动共进的用能权交易监管制度完善的法治进路。     

筑起权力监督的堤坝

在行政体制转型时期 ,出现了大量行政失范、权力滥用现象。在目前腐败现象蔓延还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 ,加强权力监督尤为重要。监督行政权力就是要监督行政权力界限之外的权力滥用。当然 ,权力监督方法、手段应该适时改进。     

略论遏制腐败的对策

遏制腐败需从多方面着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各类监督；用重典治吏。只有数管齐下，不心慈手软，才能有效遏制腐败。     

矿难治理中政府管制失灵的原因及对策选择

“矿难”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亦是我国政府管制的重要议题。矿难治理的困境暴露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政府管制失灵，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管制激励不足、管制体制权责不清、管制的法律权威衰弱。由政府管制失灵原因分析可见，治理矿难不仅要建立合理的政绩评估机制，重塑法律权威，扩大公共参与，转变政府治理模式，还需要引入先进的政府监管技术手段，提高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反腐败监督体制理论与实践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对反腐败监督理论进行过一系列阐述,特别是列宁强调监督体制垂直领导,邓小平强调监督制度和法制,江泽民强调监督体制创新,这对我们研究和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监督体制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要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必须改革和完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监督权力主体运行制度,改革和完善财政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监督体制,有效地预防和制止权力主体对权力的滥用,把权力腐败遏制到最小限度。     

建立宏观调控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

国家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对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地位与私权利保护极易产生损害 ,所以在国内法律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 ,建立对其有效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建立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 ,具有经济学与法治主义方面的理论根源和权力观念基础。它对我国宏观调控法律研究上升到全面性与系统性之层次以及指导立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法治视野下警察权的滥用与控制

由于缺乏监督与控制、警务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原因,使得警察权在行使中出现滥用。对警察权进行控制,既不是要分警察的权,也不是限制警察权,而是遵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将警察权纳入法律的轨道,促进警察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努力达致既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又能使警察权高效运行以维持社会秩序。     

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农业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使被不断扩张、强化的植物新品种权已不仅仅作为育种技术创新的机制存在,而是更大程度上成为经营者从事市场竞争、垄断的工具。具有巨大资本运营能力的跨国种业巨头,利用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化工产业、种植业甚至饲料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风险。因此,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进行法律规制已成为摆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植物新品种权的社会公益性理论、私权限制理论、竞争理论等,为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民法、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和反垄断法,则为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提供了三种重要的法律途径。     

警察滥用罚款权的社会危害及其防范——以“钓鱼抓嫖”事件为表述对象

"钓鱼抓嫖"事件是个别基层公安机关及其警察滥用罚款权的具体表现,尽管只是个案,但损害了警察的整体形象及其执法公信力,妨碍了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应当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警察执法伦理素质、强化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公众监督约束机制等有效措施,以防范警察滥用罚款权,促进警察法治的有效实现。     

我国公诉权滥用问题之反思

我国现行的公诉权监督制约机制以不起诉权的监督制约为重心,对起诉权滥用的监督制约仍有不足。谨防公诉权滥用,不仅应当进一步强化对公诉权的外部监督,完善公诉权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更应进一步提高公诉人素质,提升执法水平。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种案件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自由裁量问题。如何保证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遏制其滥用,是司法实践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属性 法律制度植根于社会之中。社会是法律的“母体”。一定的法律制度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离开社会基础的法律无异是“一纸空文”。透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生成与其他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一样拥有同样的基础:这就是社会对法律和司法的要求。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法律和为实施法律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以来,都有—个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因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是何种性质的司法制度,作为重要专政工具之一的司法机关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现实:即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     

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基本问题研究

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三种基本属性并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功能。因此，我们要从转变观念，强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推进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身素质，创立良好的公共服务形象等方面入手，大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以期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     

未成年人监护：一个应由公权监督的法律问题

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纳入公权监督，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外在要求，而且是弥补监护缺位，社会监督失灵，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本体需求，既要私权自治又要适当国家干预，符合公权监督私权的法理要求。因此，应当设置检察官走访制、出具报告制、诉讼辅助人和设立强制举报制度等一系列监督法律制度，做到事前预防和事后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责任主体，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未成年人人权保障监督机制。     

试论“双重失灵”与农村“NGO”的作用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农村NGO以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属性优势,可以有效地弥补＂双重失灵＂,在健全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体系、有效监督与遏制腐败、构建农民公共需求表达机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尊重和保障人权与诉讼法律监督

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刑事诉讼的法定任务之一后,检察机关应相应地对法律监督职能做出调整.首先应当调整法律监督的理念,实现法律监督的多元性、双向性；其次应当调整法律监督的任务,强化对公民私权利的保障；再次应当调整法律监督的手段,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工作；最后要调整法律监督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确保法律监督能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