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权力下放和加强宏观调控

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压抑地方、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权力必须适当下放。要跳出“收权—放权—收权”，“集权—分权—集权”的怪圈，必须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尺度，注意改革过程的渐进性、区域权限的差别性和管理范围的层次性，正确处理好权力下放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浅析科层制组织设计的集权、分权与授权

科层制是一种权力以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体现的是权力分配的制度化、等级化和非人格化。从科层制组织设计的角度,理清集权、分权与授权的关系,并通过适度集权、适当分权、适时授权等途径,让组织权力结构更加优化,更加适应新形势对组织发展的要求。     

转型期央地权力分配难题待解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会凸显出来，到底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分权是一个方向，就是把政府的权力下放给社会，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另一种声音认为，政府应该集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对政府集权化的呼声越来越强，到现在更加强调“顶层设计”，集权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今天的两难实际上就是政府还没有跳出“统”和“分”这样的怪圈。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欧美国家的政党分权变革及其启示——基于集权制、分权制和联邦制的分析

政党分权与政党民主基本同义,本文在梳理政党组织权力结构的基础上,探究欧美国家政党组织内部的分权变革及其启示。政党组织的权力结构可以划分成集权制与分权制两大基础模式,联邦制是一种高度分权,属于分权制的一种。政党分权变革主要发生在党内三重基本的权力层级之间:纵向上全国性党组织与地方或基层党组织即政党的央地关系,横向上中央或地方议会党团与议会外党组织以及政党领导层与普通党员。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主要特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权力运行存在着三大主要特征:一是在权力运行结构层面,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博弈;二是在权力运行方式层面,存在着制度化与人格化的博弈;三是在权力运行制衡层面,存在着一把手权力的强化和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博弈。不过,随着转型的逐渐深化,分权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制度化是必然的选择路径,而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是权力运行探索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生成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也逐渐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化。可以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双重激励结构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共同驱使地方政府为推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展开异质性的财政竞争。激化的财政竞争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共支出偏好,进而导致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这就意味着,未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优化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集权与分权的悖论及其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兼论新时期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集权与分权的悖论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也是我国80年代启动和加速推进现代化以来所面临的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之一。这种悖论缘起于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难抉择。不当行政分权造成了国家行为能力降低、地方政府贯彻国家意志的意愿和能力双双走低、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降低、行政效率与行政效果价值观念错位的消极后果。现阶段解决该悖论的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在于在范式转换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制度架构和制度规范,在动态的过程中同时满足集权与分权的双重需要,以及建立新型的行政领导模式。     

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 ,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 ,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集团企业的财务控制模式研究

集团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其以产权关系联结的多法人实体的特性决定了财务控制在企业治理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以母子公司体制的集团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集团企业的财务控制模式。集团企业的财务控制模式一般有集权式、分权式以及集权与分权结合的方式。分析集权与分权模式的优缺点,并研究集权与分权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协调控制的问题。     

世界主要国家与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考察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是依靠法律手段,而且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地方政府的一定自主性并存。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联的高度集权与前南斯拉夫改革过程中的地方过度分权两种极端现象。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有必要吸取世界主要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验教训,以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理性结构模式。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合宪性检视简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     

宪政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建设要求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论日本地方分权的新趋势——兼评日本的《地方分权一览法》与地方自治的发展

《日本地方自治法》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2000年4月1日公布的《地方自治一览法》对日本的地方分权体制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它使日本的行政管理体制更加从集中、集权发展到分散、分权。     

试论我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合理性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选择都会有所不同和有所侧重。我国采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关系模式,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中央与地方的政府职能配合、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集权制与分权制的优势互补来看,都具有深刻的合理性意义。     

地区竞争、资本倚重与普遍污染

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标尺竞争格局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具有用降低税收来争取投资的动机。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博弈工具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作用被不断放大，造成高名义税率、低征管效率的局面，由此引发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环境的极度恶化。     

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局限性及对策分析

威尔逊探讨了行政分权与行政集权问题。与政治上的分权理念相比较,这是一种主张行政集权的理念。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政治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能完全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片面地理解行政集权。本文将以当代行政管理发展视角来分析他所提出的"行政集权"思想的局限性,提出改良行政权力运行的措施,为当今社会管理和行政权力再分配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点是以政治集权为实施背景,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各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激烈的优惠政策竞争,这些竞争会通过降低流入外资质量或提高外资企业相对竞争力的方式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利用1995--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财政分权带来的恶性引资竞争会阻碍这种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会阻碍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引资质量较低,FDI会阻碍区内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这种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