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护

目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在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国家征用土地、农业企业化经营、城乡建设用地等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文章认为,只有不断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护,才能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农业。具体措施有: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规范和完善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完善农民土地交易市场;依法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农民权益保护组织。     

基于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探析

农民土地权益是“三农”问题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征地补偿标准问题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本文运用土地发展权价格理论,以闽侯县上街镇土地为例,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测算,认为基于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的执行,必须严格控制土地征用范围；通过搞活农地流转,实现土地发展权的延续；创新失地农民安置模式,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探析

城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当前,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位阶偏低、土地流转中农民所获收益偏低、土地物权尚不够明晰等问题,导致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因此,必须着力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体系、加快建设农地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规范政府的政策行为、提高农民的维权素养和监督意识,防止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遭受损害,这对推动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和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大有裨益的。     

马克思土地产权权能理论对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在马克思的土地产权权能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变更的一般规律,总结出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变迁与农民土地权益演变关联紧密,由政府作为土地制度变迁的主体,进行制度创新,这是我国目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路径。     

十六大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改革的进程与展望

20世纪末,新思维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在清理"共产风"和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却仍然受困于税费过重、农地使用权频繁变动、农地财产征用中补偿偏低、社保等公共产品缺失而严重影响土地财产性收入等问题。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修宪重新确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大环境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亮点涌现:沉重税费有了根本性解决、农业生产补贴与保护有了新进展、农地征用补偿有了适度提高、农地延长的30年承包权向"长久不变"乃至财产"物权"靠拢、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开始向城乡一体化迈进。目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问题仍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未来深化改革,需要:为"一小二私"的"农户经济"创富正名,为农地农户经营者解除精神枷锁;给农地确权并明确政府与农民间清晰而排他的权益边界;加快社会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完成传统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夯实农民自主自由创业创富的基础。     

基于农地发展权视角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研究——以天津为例

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最基本的保障。近年来,伴随农地非农化,农民的权益不断受到侵蚀。在农地转用过程中会产生巨额土地增值收益,由于没有从产权制度上引入土地发展权,致使失地农民无权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不公平的土地收益分配,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应尽快考虑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制度中,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     

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际流转过程中,出现一些诸如改变农地用途、侵害农民利益、流转合同不健全等权益异化现象.为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必须在政策、法律上大做文章,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序进行,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同时要注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结合.     

农地流转法律问题解决路径探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现行法对农地流转的规定充满了犹疑与矛盾,导致了农地流转主体、过程及结果的种种限制与纠纷。为此,应通过完善立法还原土地的经济职能,准确界定概念,注重各制度功能的衔接,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财产权利,丰富农地流转形式,规范流转程序,健全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农民在土地上的应得利益,稳定农村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农地市场化流转及其对策研究

农地市场化流转有着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提供土地经营的价格激励、带动其他要素投入现代农业等经济绩效。农地市场化流转机制的关键:农地产权关系明晰是其前提条件、农地价格的形成是其核心内容、有效的中介服务是重要保障。我国农地市场化流转应遵从农地市场化流转的机制而避免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风险。     

以政府制度创新引领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正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障碍与制约，迫切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来引领和推动土地的合理、有效流转．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农村的土地制度与政策是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基础。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充分利用有限的农地资源方面已经发挥到了极限,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价值以及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选择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进一步完善的可能的路径。     

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法律保护机制之完善

完善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应加强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村民自治,加强土地流转司法和执法,培植农民维权组织。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以四川为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但在土地流转中,由于土地产权不够明晰、农民的弱势性、政府职能异化等原因,经常造成农民利益受损,阻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文章试图分析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健全与促进土地合理流转的相关关系。     

城乡统筹发展中农地产权制度完善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完善的产权制度能有效保障产权主体权益,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影响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因此,应从法律上完善农地产权制度,让农民具有完整的所有、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并能获得抵押权、发展权等.农地产权制度完善需要健全相关保障措施,如完善政府规制机制,健全农地市场机制,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构建社保体系等,全面维护好农民土地权益,推进城乡统筹又好又快发展.     

专家解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点,是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意即“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怎样流转？流转中怎样保护农民的利益？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见解。     

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及利益协调问题——以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实证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中集体土地流转和农民权益保障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配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城乡分立的土地制度特别是该制度下农地流转中各方利益协调问题.而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层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权实现更大的价值,如何让农民以土地的权益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从中获得更大的实惠,这是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     

土地流转的“慈溪探索”及启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由于土地流转涉及国家政策、农民权益、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推进难度较大，各地成功经验鲜见。慈溪作为土地流转的先行者、实践者，与其它模式相比具有土地流转规模大、流转率高、农民收益多等特点。慈溪土地流转的探索及其经验为其它地区推进土地流转提供了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湖北农地经营权流转及规模经营的调查与思考

一、湖北农地经营权流转及规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地流转比重逐步提高．流转水平总体较低。截止2010年底，湖北通过转包、出租等各种方式流转土地共计541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11．9％．比2008年流转土地面积7．6％提高了4.3％：乡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参与耕地流转比重达到24．68％。但是从总体来看．湖北农地经营权流转水平并不高。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研究

200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使稳定农地承包关系,发展规模化经营,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从农地承包经营流转权的前提、主体、形式、融资和保障措施方面,提出进行农地的确权、尊重农户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创新农地流转形式、完善农村社保机制、盘活农地融资方式等措施,从而促进农地集约化发展,建立现代农业。     

北京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的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权利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几年来,北京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在制度创新上出现入股、抵押、拍卖等新型流转形式.但仍然存在着“流转后续监督不足”、“忽视农民的流转主体地位”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强化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加强政府对农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