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本文从媒介接触的角度探讨了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社会交往与特定价值观念对互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提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和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     

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

以上海为例,发现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极低,收入水平成首要判断标准;中高级的管理级别和技术职称及拥有自有住房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个人收入也能显著提升中产身份认同;食品安全和政府信任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居住质量和奢侈品消费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白领移民越不愿意认同其中产身份,而愿意为子女花费越多的青年白领移民,其认同程度反而越高。研究表明,中产身份的主体构建更多是源于社会想象而非现实社会群体的等级序列;他们的中产身份构建更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而非生活方式上。     

网络极化现象研究——基于四个中文BBS论坛的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把"极化"这一概念引入网络政治传播的考察中,主要针对四个中文BBS论坛(强国深水、猫眼看人、天涯杂谈和新浪杂谈)政治讨论中的极端化态度分布状态进行描述与比较。结果显示,态度极化现象与论坛群体和特定的议题类别紧密相关。其中激进派聚集的论坛更容易出现极化;涉及"政府"的议题更容易在激进的论坛中出现极化,而在温和派占据主流的论坛则呈现非极化状态。同时,发帖积极性越高的ID越容易出现态度极化的现象;而且,网民的意见同质化程度越高,则群体极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情绪劳动策略在社区干部职业倦怠中的作用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文章探讨情绪劳动策略对社区干部职业倦怠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社区干部存在职业倦怠现象,并呈现出"两高一低"的特点。工作压力越大,职业倦怠越高,情绪劳动策略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作用越显著,其中表层扮演程度越高越会导致职业倦怠,深层扮演程度越高越会降低职业倦怠水平,自主调节在工作压力和情绪耗竭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研究认为,深层扮演是决定工作压力对社区干部是否产生职业倦怠的关键变量,也是符合我国文化传统和适合我国社区干部工作的最佳策略。     

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

信任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等重要,如果忽视了政府对民众信任水平问题的研究,那么,旨在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而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意在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策略也会有失偏颇。基于此,文章在构建政府对民众信任理论假设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来验证。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与能力。因此,要提升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更多的责任还在政府身上。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自我和谐和社交焦虑对民办高校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为了探究自我和谐和社交焦虑对民办高校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以310名浙江省内民办高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自我和谐量表、人际信任量表、社交焦虑量表进行抽样调查,运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对民办高校大学生的自我和谐、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但在社交焦虑方面显示差异显著;年级对民办高校大学生的自我和谐影响不显著．但在人际信任、社交焦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自我和谐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笔者在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帮助民办高校大学生克服社交焦虑,提高人际信任水平的相关建议和策略。     

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90后"青年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中国"90后"群体和非"90后"群体社会参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分析发现,"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呈现"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水平"的显著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社会优先和规范优先意识以及社会信任对"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规范优先意识和社会信任对非"90后"社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新时代政府信任的来源——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力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构成政府信任的来源。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检验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如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公众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司法与执法公平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社会公平程度评价越高,可能越信任政府。在经济绩效方面,公众对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政府的经济绩效评价越好,可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大于经济绩效,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司法和执法公平。区分来看,仅比较财富及收入、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经济绩效因素则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信任

"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者无不关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政府信任日益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重视的问题。分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其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首次结合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同时,研究也证实,政府规模、腐败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均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民众本身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     

青年爱国主义思想与志愿服务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状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提炼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作为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指标。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较高;年龄越小的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率越高;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参与率仍有提升空间;爱国主义思想与户口、婚姻、年龄、民族等指标不相关,但受志愿服务参与、教育程度、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对社会保障评估等因素影响;与其他青年群体不同,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和爱国主义思想不存在统计相关性。建议把志愿服务作为提高青年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一个抓手,但相关措施需要考虑青年群体内部代际等差异;提升爱国主义思想还要着眼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并在校园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公平是转型中国秩序重构的价值标杆。本研究基于"程序"与"实质"两个维度,将社会公平划分成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并考察它们对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弱于高层政府。相较于制度绩效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已构成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呈现"后物质主义"的特性。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合肥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们对媒体与大学生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印刷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有积极的影响,但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多年来,中国传媒研究者有关媒体政治、社会效果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媒体宣传动员效果和宣传回飞镖效应的争论,但本研究的发现既不完全支持前者。也不完全支持后者,我们还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食品信任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有序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安全认证食品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消费者信任缺失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探究消费者信任的主要影响因素,成为本文的首要研究目标。以调研为基本手段,研究消费者对安全认证食品的信任评价及相关态度,并构建有序Logistic模型对信任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更多受访者倾向于信任官方机构认证,而信任国内机构与国外机构认证的人数基本相仿;从影响信任的因素来看,年龄、受教育年限、食品安全意识、政府食品监管效果评价、价格评价与购买便利性等变量对信任有着显著影响,而收入、环保意识与风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消费者特征带来信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没有任何类型消费者的态度倾向于信任。加强安全认证食品行业监管,提高消费者信任,成为促进市场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政府2.0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一项跨国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识别影响社交媒体或Web2.0技术在政府中扩散的关键因素。利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各国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包括政府规模、财富状况、电子服务和电子民主等在内的政府资源与能力因素是驱动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而公众的需求与压力、政府自身的规范、国际竞争与学习等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局限在于关注各国中央政府,结果可能不适于地方政府;研究基于截面数据,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价值在于,本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政府2.0及其扩散具有重要启示,并有助于政府部门推动其广泛使用并发挥积极影响。作为较早对政府2.0扩散展开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新兴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及其驱动因素,并填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