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公共性是乡村治理的价值坐标，乡村善治，既彰显了乡村治理公共性的历史必然，也反映了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就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状况来看，存在公共价值理念阙如、公共空间失落、公共文化式微、公共组织功能弱化等公共性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厘清面临的公共性困境，探讨公共性价值重构和实践路径，推动乡村社会由“良序”走向“善治”。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     

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建设

公共精神缺失目前是中国乡村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道德的衰落;乡村人际关系出现的信任危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力的下降。当前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代的原因。乡村公共精神的建设路径有赖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非政府合作组织的培育及乡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 ——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

农民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推进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基于赣南村庄的考察发现,村庄存在着一大批中坚农民群体,构成村庄治理场域下的中坚力量,但只有少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可以极大地推进乡村治理。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内部,并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性、较强的参与能力性的积极可为型中坚农民。在包容性的村治环境下,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以个体性参与引领和激活其他在村农民群体的整体性公共参与,以其高质量的参与能力增进村庄治理的系统性能力,在促进农民自组织化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积极的公共行动来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在实践中,治理型中坚农民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要注意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乡村治理内核场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从乡村社会内部探索出一条具有持久活力的乡村善治之路。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公共空间的本体框架：基于共同体形式的重构

公共空间是基于共同体实践由公共性的社会关系塑造的形式结构。公共空间在实践论上是以共同体整体为归属的虚拟存在而非客观的实体存在，在认识论上是以共同体为本体的形式存在而非特定主体行动场域的存在。既往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呈现为公众路径的客体维度，无法揭示公共空间的本质内涵。公共性的主客体如何构成公共空间的主客体，公共空间的主客体之间又应该如何连接，都要回到公共性本体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公共性的主客体只有在公共性实践本体形式的场景中才构成公共空间的主客体。在公共性本体的塑造下，公共空间呈现出四种基本样态，即联合主体的共同体意义格局、客体的公共性实践形式、共同体关系网络和共同体实践方式。     

公共治理视域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构

公共治理视域下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公共精神的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乡村居民公共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政治认同和政治归属感下降;农民责任意识比较淡漠,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农民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缺少维护公共利益的精神。要改变当前农村公民精神缺失和公共责任淡漠的境况,需采取以下对策:弘扬主流文化理念,重建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完善制度安排,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责任感;改善价值理念的生成环境,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     

主体互惠:平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标准化与差异化——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虽然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化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地域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但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某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政策压力下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可在互惠过程中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最终,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与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在主体互惠中实现平衡.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从制度机会与文化机会两个方面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其中,制度机会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平衡机制,而文化机会是乡村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机制;制度机会被村民主体感知利用,文化机会促使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以"目的—路径—策略"的行为逻辑进行工具性互惠,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展开维度与行动策略

公共文化治理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二者间存在价值耦合关系。文化自信为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逻辑依据，是保持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理性的价值标准；为公共文化治理指明了方向，给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动力源泉。坚持文化自信指引是解决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法，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应从四个维度展开，即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场域、公共文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间关系、公共文化治理的行动机制。公共文化治理还应明确具体行动的策略，表现在以下环节：以文化自信为宗旨确立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目标、以文化自信为主线构建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模式、以文化自信为指南创新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机制、以文化自信为依托再造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