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北大核心CSSCI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地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对华采取了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战略,即“对冲”战略。该战略包含收益最大化（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有限追随）和风险应急（经济多元化、拒绝支配、间接制衡）两类政策选项。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贸合作和接触政策来交好和约束中国,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支配和间接制衡等手段来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由东南亚体系压力形塑,其自身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并影响了战略工具的选择。在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地区、东盟和自身三方面的挑战,实施对冲战略的难度在不断增大。新加坡需要改变过往在中美竞争中牟利的思维,在战略工具箱中增添新的政策选项,真正做中关“共同的朋友”,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需经得住新加坡式的“小国考验”。     

合纵连横中的中印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双方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初告建成.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在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下,各力量中心在不同领域进行合纵与连横.合纵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和进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时互相配合,坚持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立场；连横则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仍然积极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构建对华包围圈.中国和印度对彼此“阵营”身份的认识,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且近年来中印关系的互动,也被渲染上了两种发展中国家崛起模式之争的新内涵.     

中印单轨道互动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中印建立了一系列的单轨道互动机制，涉及领土边界、经济、安全与防务、外交战略和文化等领域，覆盖面宽，具有多领域、多部门、多层次的特征。中印单轨道互动机制的建立时间较晚，但发展迅速，大部分的互动机制都是在21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些互动机制的运转都比较顺畅，但也呈现出制度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特征，从而显证了中印之间缺乏战略互信。为此，中印两国应致力于巩固已有的互动机制，努力提高这些机制的制度化水平，加强并进一步拓展国防和文化领域的互动机制，同时启动中印之间的新互动机制，以促进中印关系的迅速发展。     

中印战略合作基础的弱化与重构

随着中印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加之印度自身的变化,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在全球层面,原有的合作议题已经消失或者已经不再重要。在地区层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双方在地区影响力上的竞争更加凸显。在双边层面,传统争议问题的管控机制也面临新挑战。2017年爆发的洞朗对峙是这一大趋势的集中体现。随着2018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印开始寻求新的互动模式。如何在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下重构两国关系的战略新基础,这是目前需要思考的紧要问题。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弃台论”及其批评者: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利益与价值之辩

近年来,美国学者与前政府官员提出的"弃台论"遭到了主张打"台湾牌"者以及"维持现状"派的批评,凸显出美国内部处理对台政策时对利益与价值的不同认知与考量。其中,"弃台论"者偏重现实利益考虑,认为中美关系比美台关系更重要,将台湾视为"战略包袱";"台湾牌"论者同样从现实利益考虑,将台湾视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资产",主张提升美台实质关系;而"维持现状论"者则兼具利益与价值考量,主张与两岸同时交往,反对因提升美台关系而牺牲中美关系。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曾不止一次考虑放弃台湾,但并未付诸实践。事实证明,对中国战略合作需求的程度决定美国尊重大陆在台湾问题上核心利益的程度。今后,行事难测的特朗普政府既可能"弃台",也可能打"台湾牌",但台湾问题作为中美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将继续存在下去。     

从对华PNTR决策看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

美国对华永久性贸易正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事件,涉及美国外交决策,在该问题上美国总统与国会出于其各自的利益考虑持不同立场。PNTR法案通过的过程反映了美国外交决策中总统与国会既斗争又合作的相互制衡关系,同时也反映美国内部对华政策的矛盾。     

中印两国石油战略合作前景展望

石油资源对于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方面有重要影响。中印石油战略合作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中印石油战略合作既存在有利条件,也有一些不利因素。长远来看,中印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石油战略合作如:共同建立安全的能源运输线路和管道;在石油等能源领域的开发和勘探方面加强合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立中印石油合作机构等以达到双赢之目的。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制衡度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与已有的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潜在的假设企业管理者和股东利益完全一致不同,本文基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对二者利益一致性的影响,在杠杆率和债务期限内生的假定条件下,通过对分别以"债务期限"和"债务杠杆"为因变量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2SLS检验,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来研究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是对债务期限结构研究的有利补充,也为我们从公司治理角度思考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印关系与公共外交

中印关系实质性的发展对于稳定中国周边安全、提升外交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双边互信不足是两国关系发展中面临的障碍,为了消除隔阂、增强互信,中国对印公共外交要旨在通过开展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活动,从而加深印度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以利于提高中印互信水平。     

权力与利益--权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权力和利益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中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重点论述了权力和利益的内在关系，指出利益关系是权力关系的基础，权力既是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也是解决利益矛盾的基本手段，追求利益是追求权力的基本动力和深层原因，利益矛盾是促使权力变异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权力问题的许多根子在利益问题上，因此，解决权力的分配、变异和制衡等问题应选择利益作为突破口，以利益的获得和损失作为制衡权力的切入点。     

9·11事件后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转变

9·11这次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让大国间关系迅速改变,俄罗斯外交战略开始"西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的普京将使俄罗斯外交进入战略新时期,此次对外战略的转变对俄罗斯影响深远。这是着眼于自身实力的国家利益的体现,是国内发展和制度变迁下普京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的体现,也是西方大国基于战略利益下的友好回应。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从中印关系领会周总理的外交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关系出现了较大的波折,周总理亲自处理中国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当时我在驻印使馆和亚洲司做一些具体工作,对周总理处理这些十分复杂问题中所反映的思想和实践颇多感受,现在学习《周恩来外交文选》,重温总理有关言论,倍感亲切。这里谈谈几点粗浅的学习心得。     

中印对外战略异同与双边关系

冷战后,印度将务实主义和经济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向西方发达国家做出一定的倾斜与迁就,主动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同时通过军事外交提升国际地位.中印对外战略均着眼于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都希望改进现存国际秩序以体现新兴大国的声音和利益,但印度仍将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竞争.随着印度的崛起和日益自信,与中国建立稳定、合作和互利的关系已成为其主流政治势力的共识,两国威慑对方能力的同时加强也巩固了这一点.未来两国关系将步入攻坚阶段,触及双边核心利益的问题将逐渐显现,两国需要实现战略互信与利益协调,最终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培养求同存异的能力,完善两国关系的制度基础.     

中国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合作博弈及运行机制

劳资博弈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分化的必然表现，通过博弈制衡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对中国工会的时代要求。中国工会追求的是以合作博弈方式达成劳资之间的利益平衡。工会既要合作又要博弈，才能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作用。而合作是相对的，博弈是绝对的，这就需要为工会的博弈制衡运行机制开拓制度空间。     

加强中俄印金砖国家团结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中俄印三国地大人多,地理位置优越,陆海复合,经济实力强,潜力大,是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杰出代表。互联互通是中俄印三国之间的薄弱环节。中俄印三国的利益共同点和相似点日益增多,三国具有发展关系的强烈需求和发展动力。相互补台而不拆台,互利共赢,这既是共识,也是明智的现实的选择。在中俄印三角关系中,中印关系是薄弱环节,要拾遗补缺;中俄互信还有待加强。中俄印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加强中俄印金砖国家团结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美国的东亚战略调整是政策回归的产物,是针对东亚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应变之策,实质仍在于强化和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其主要方式是基于地区制衡的前提下不断交替使用离岸平衡与选择性介入。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其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已经出现可能替代美国影响的趋势时,东亚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一前提之下,美国的东亚战略加强了针对性和进攻性。中美战略性冲突有可能上升,但同时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确的过程中,利益协调仍是关键。目前,中美战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间进入新的战略磨合期。     

试析中印能源合作的动态竞合关系

作为世界上的两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和印度对能源都有着很高程度的需求。然而当今世界油气资源"粥多僧少"的局面势必约束各国能源战略的选择。中印两国的外部能源环境(机会和威胁)与内部能源条件(优劣势)决定了两国既不能成为单纯的竞争对手,也不会缔结某种形式的战略联盟,只能走向竞争性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从而在竞争激烈的能源领域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