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结构、方式与责任

结构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媒介,其包含有结构主体及结构设置。借由比较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方式的异同,透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能方式。公共治理理论对多元主体的追求有引致责任模糊的风险。这要求政府(执政党)勇于担当首要公共治理责任。公民亦必须承担相应的公民责任。     

适应型风险治理框架的构建与应用——以基层政府因应金融风险为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循"命令—控制"逻辑展开,但现实风险管理往往面临风险所具有的动态性和潜藏性带来的挑战,从而需要适应型风险治理模式。以基层政府面临的金融风险为基本风险情境,聚焦适应型风险治理的基本框架构建及其实现机制,提出需要革新风险管理的基本思维,在改变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实现新结构的有效运转,整合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研判方法便是基本路径。本文为基层政府在动态变化的外部条件下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提供了方法路径。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兼具国家治理规范和基层治理创新双重特征,成为分担中央治理风险和激发地方治理效能的责任担当。已有研究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亟须对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素进行学理阐释。省域治理现代化将省域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单元,立足省级政府的科层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以区划调整为核心的治理空间、以财政关系为关键的治理能力、以技术赋能为抓手的治理工具等三个维度的构成要素,为其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需建立统筹资源整合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治理格局,完善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一致的依法治理体系,引领条块协调治理与科层规制的技术治理创新。     

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中国参与及共享价值

当前"黑天鹅"事件频频振翅,使得全球进入复杂性风险时代。而治理的难点在于风险生成并无准确解释框架,在时空域下呈地理涌现性,并不断演化出多样性。面对全球公共风险事件,离不开多国携手合作。中国作为一分子,作为负责任大国,亦积极参与治理,这恰恰体现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然而,现有的国际治理方式未能在机理上进行有效应对,导致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呈现碎片化、低效率样态。基于此,针对风险治理复杂性我们应进行范式转换形成共享价值——即构建具有国际性和政治担当的可达成的共识、构建集体行动与险益权衡的可接受的理念、构建科学预警和应急决策的多变协同治理机制以应对复杂性风险并形成一定的抗风险韧性。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全球生态治理的政治引导与实践

在现有的普遍利益和权力结构下,全球生态治理不可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一次性全部建成。需要将生态治理重新阐释为一个持续性的政治进程,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获得全球视野与世界胸襟,解决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所出现的认知冲突、伦理冲突、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为全面解决生态问题搭建全球政治共识桥梁,并以原则政治原则、生境政治原则、责任政治原则为根本准则和价值导向,探讨气候权力规范,构建社会公正与气候资源平等分配的全球框架,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何以得到恢复"和"人类何以实现自救"铺平广阔的政治道路。     

以系统整合提升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规律和外显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必须强化基于绩效提升的系统整合与有效耦合。新发展时期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有赖于人们通过对可控因素的整合去应对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风险治理主体、风险治理过程、风险治理平台、社会个体行为表达以及风险治理工具等关键成功要素则构成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载体和绩效贡献源。风险治理过程的重塑、部门协调机制的协同、信息与数据的集成以及治理工具(手段)的整合、社会公众行为的自觉调适就成为风险治理绩效提升和改进的关键控制点,也是新发展时期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我国的主要生态风险,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