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战略思想之一,也是提高扶贫开发效果的必然路径选择。通过阐述精准扶贫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精准扶贫和大规模减贫所经历的扶贫治理体系变迁过程。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要实现精准扶贫目标仍面临不少挑战。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在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实践中展示了丰富内涵。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精神实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思想引领过程中的统领能力、精准识别机制分析中的认证能力、精准施策机制分析中的规管能力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机制中的整合能力。统领能力存在理想型决策与非理性运作失衡、认证能力较低引致贫困户错评等国家治理能力偏低现象,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政治社会化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规则以及理顺政社职能关系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 形成及实践路径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形成,既有摆脱贫困的思想渊源,又有多年扶贫实践探索的深刻思考和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以"精准"为核心,明确脱贫攻坚的目标、阶段和重点,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路径,指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对于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精准扶贫是减贫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新中国发展史是一部与贫困抗争、追求共同富裕的改革史。在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减贫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实施,减贫治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要充分发挥党在减贫治理中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作用,充分激发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挖掘贫困地区自身蕴藏的改革动力、活力和潜力,与时俱进深化扶贫领域改革创新,不断释放减贫治理改革红利。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发展渊源、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

精准扶贫是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自十八大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来源于习近平早期的知青经历和丰富的从政实践,也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和新时代的发展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本研究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及形成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并指出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对我国扶贫减贫事业的重要指导意义。     

精准扶贫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思路,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精准扶贫既是新时期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需要进一步摸清底数、精准施策,着力解决扶贫对象精准性、因贫施策科学性不够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着力解决制约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制度性顽疾。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共享发展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本质,它贯穿于中国30多年扶贫开发的全过程。其中,持续加大的反贫困政府努力,适时提高的国家扶贫标准和不断增加的扶贫资金投入共同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所带来的益贫式增长,极具中国特色的开发式扶贫模式和重视扶志、扶智对扶贫开发的推动共同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在贫困识别和贫困帮扶上"精准施策",规模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精英俘获"以及解决帮扶对象与非帮扶对象之间的"悬崖效应"共同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陕西省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评价研究——基于洋县白石村28户贫困户的入户调查

作为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陕西省在"十三五"时期的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以洋县白石村为例,帮扶措施实现的减贫成效及贫困户满意度均有所提高,但是在贫困户自身、帮扶主体、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强化方案的设计和规划,因地制宜,分类研究,筑牢帮扶保障体系,精准施策,创新产业扶贫模式,狠抓脱贫成效,落实主体责任,拓宽扶贫渠道。     

工具主义贫困治理的内在张力与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中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式贫困治理成功的制度密码。然而在精准扶贫中,同时存在因国家过度运用工具理性的政策手段提升自主性,导致官员形式化应付、数据俘获治理、"交换式"干群关系等消解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工具主义僭越和协同治理缺失是国家自主性流失和贫困治理绩效缩水的主要原因。从国家与社会嵌入协同的视角,形塑基层官员的责任政治观念,构建政府组织内部跨部门协同机制,探寻政府与企业、贫困户之间伙伴式协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分析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为贫困治理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资源相结合,中国扶贫事业与全球扶贫事业相结合是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举措。以制度变革为基本前提,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途径,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特质。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挑战、趋势与战略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会随着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贫困治理依然面临消除绝对贫困、区域与城乡差距、脱贫后返贫以及"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等新问题的挑战,但贫困的标准及内涵、贫困的治理目标、对象、制度设计等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转变。为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和转变,做到承前启后,2020年后中国应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行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长效减贫机制。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意蕴和实践价值——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面对我国脱贫攻坚关键时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以及国内外严峻的减贫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认识扶贫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以往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深入探究这一重要思想的时代意蕴、主要内容和实践价值,对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旅游扶贫精准化:特征、经验与路径

旅游扶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扶贫体系。当前,随着精准扶贫深入推进,旅游扶贫具体化为"旅游精准扶贫"。其主要特征是旅游与扶贫高度融合、贫困人口充分参与旅游开发并切实受益、贫困人口有尊严地实现可持续增收。各地在旅游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探索出了许多经验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深入推进旅游扶贫精准化,应结合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脱贫攻坚要求,对贫困人口的资源、意愿和能力进行精准识别,构建分层帮扶体系、实现精准施策,对帮扶主体、项目实施过程及区域贫困人口实施精准管理,建立科学考核指标体系、以专业化队伍对旅游扶贫进行动态化精准考核,以实现旅游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可持续。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其扶贫思想的主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理论渊源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弘扬和延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集体在反贫困问题解决中的实践总结、经验积累和理论升华。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其重要论述提出了中国减贫的目标方向、底线原则、动力机制、实践路径问题,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聚焦问题、紧扣现实、逻辑严密的"目标——底线——动力——实践路径"减贫理论框架。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理论,是指导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中国实现全面脱贫的思想指南,为世界反贫困实践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方案。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脱贫攻坚视阈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现代化路径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为例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国长期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民情、贫情做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消除中国大地上存在多年的绝对贫困人口问题。通过积极动员各方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坚持大扶贫格局,协同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决定性进展。在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用超常规的手段和方法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运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延伸现代化中国地域治理的边界,加快解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步伐,补齐短板弱项,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释放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潜藏的人口红利,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助力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①。本文在脱贫攻坚的视阈下,看待和分析我国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后续现代化路径进行探讨。     

农村黑恶势力致贫成因分析及对策

2015年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从"足寒伤心,民寒伤国"的高度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指出了贫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80%的人口在农村,星罗棋布的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村贫困不仅关系到农业的生产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诸多致贫成因中,农村黑恶势力对农村经济的破坏是重要原因之一,只有找准根源、认清危害,才能在顶层设计时因贫困原因施策,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为例

建国以来,党中央一直致力于狠抓减贫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精准扶贫工作获得重大成效,而贵州作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精准扶贫工作繁重、任务艰巨。笔者在地处贵州省东北部的乡镇参与了多年的精准扶贫工作,对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为下步做好基层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