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法学的影响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是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突破传统模式,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的特定的历史阶段。虽然这种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幼稚和急功近利一定程度地使得仓促敷应的近代法学因缺乏适当的学术积淀而不免“质低量微”,但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学,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并不断推动着近代法学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逐步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论严复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迷失

严复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新一代爱国主义者。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爱国思想中的优秀部分,又增添了资产阶级要求的新内容,倡言新国家观念、平权观念与竞争观念等,并提出学习西方的救国方案。囿于他自身的局限,严复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又在旧民主革命失败中迷失了。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捍卫马克思主义法学 坚持法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存在不容否定。法学“随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及“职业法学者阶层”的形成而产生。由于国家法律制度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以研究法学为职业的法学者阶层又各自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因此,法学同法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马、恩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即无产阶级法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它实现了法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恩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法律产生和发展规律;分析了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质,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者在解释法律时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其突出贡献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学     

有法无天?严复译《天演论》对20世纪初中国法律的影响

本文探讨20世纪中国法学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可说是相当基本的一个层面,就是影响几近无远弗届的天演论对专业法律界世界观的冲击,以及冲击对移植西方法律的影响.“天演”一词滥觞于严复,但托赫胥黎之名,故必先疏理两者的落差.全文要旨可概括为三个命题:一、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时,作了重要的观念转换,故变成严复自己创作的,以弱肉强食为要旨的天演论,与赫胥黎的原意几近南辕北辙.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的进化观,究其实是这套托赫胥黎与科学为名的弱肉强食天演论.二、严复的中国特色天演论,彻底摧毁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础的“正义之天”的观念.三、20世纪上半叶移植西方法律时,多忽略了西方的“正义之天”的根源.移来的法律既无西方的根,也欠本土的根,变成无根移植.     

上海律师制度历史沿革简介

(一) 近代上海律师公会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团体,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在半殖地半封建的上海司法活动中占有一定地位,对近代上海司法活动具有相当影响.研究上海律师公会的形成、活动、性质和作用,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了解近代上海法律制度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固有的封建旧法已经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为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变化,清王朝重要之举便是“变法改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法学思想的输入起了催化作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创办学校、学术团体、报刊杂志 ,翻译西方法律著作、撰写法律论著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 ,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西方法学传入 ,中国近代法学观、法律制度和原则以及概念术语等的诞生 ,中国近代法学人才的养成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 ,并对传教士的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了阐述。     

略论孟德斯鸠的理性主义法律观

<正>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律观,都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然而,孟德斯鸠以前的思想家,“理性”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证。孟德斯鸠超出前人的地方,表现在他的法律观切实的、具体的贯彻了近代的理性主义精神,他把理性和法律冶于一炉,创立了资产阶级的来源于自然法又高出于自然法的理性法,为资产阶级学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内容。孟德斯鸠也因此确立了自己在整个西方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我认为,孟德斯鸠的理性主义法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续)

<正> 19世纪末期胎动中的近代法学,终因西太后发动政变而胎死腹中。中国近代法学尚未诞生,就蒙上了一层专制权力的浓重阴影,20世纪的中国法学深深地打上了这一烙印。 一、法学用语的创制与引进 前面说过,语言文字是学术的载体,没有相应的近代法律语言词汇,近代法学的创建就将是一句空话。19世纪的创制和黄遵宪从日本拿来的刑法和诉讼法方面的新词,除了数量远远无法适应构建近代法学的需要以外,这些新词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因此,20世纪法学,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不断地对应西方法律词汇,创制中文(汉文)法律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词量的多寡和新词本身是否规范准确,是否符合中国的习惯,直接影响中国法学学术的广度和深度。     

活的法律

17世纪近代自然法学的创始人、“国际法之父”胡果·格老秀斯曾言:“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法律更有价值!”(转引自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序)。法律人均为此而津津乐道并聊以自慰。然而跨过法学的门槛才知道这句话背后意味着什么,尤其对于中国法学而言。有人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状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从古罗马时期的Jurisprudentia谈起

对于我国当代法学而言,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学这门学问的性质.在罗马法上,所谓“法学”事实上是指“法的领域的实践智慧”,即,追求正义之事、避免不正义之事的技艺.而中世纪及近代法学与古罗马法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大学的法学”,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使法学教师成为“真正的规则”的解说者.不仅如此,大学还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法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其总体风格就是“理论化的法学”,使之愈来愈趋向“科学化”.到了19世纪,法学家们甚至力图建构出像“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一样精确、直观的法律公理体系.但这种“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在法律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应当回归实践之学本身.     

论点辑要

从主体上看，当下中国法学是学者主导型的。由于近代中国法学起源于学习、介绍、吸收西方法律制度与法治思想，也由于法学理论的生产者（主要是学者）无法直面中国社会，体察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因此，无论是问题意识，     

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经验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在此特定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地突破传统模式 ,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清末的这种新式法学教育为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教育模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推动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办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事业 ,以培养出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专门人才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第二讲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

<正> 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求在政治上全面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且要求在法律领域中彻底废除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用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代替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维护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在革命中以格老秀斯(1583—1645)、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孟德斯鸠(1689—1755)、普芬道夫(1632—1694)、卢梭(1712—1778)等代表人物著书立说、宣传自然法,把资产阶级法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法律思想在西方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是深远的。     

上海律师公会简述

上海律师公会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团体,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司法活动中占有一定地位,对近代上海司法活动具有相当影响。研究上海律师公会的形成、活动、性质和作用,可从一个侧面使我们了解近代上海法制的发展。成立前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固有的封建旧法已经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为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变化,清王朝重要之举便是“变法改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法学思想的输入起了催化作用,打破了原来自成一体的古老的中华法系,出现了法律体系的划分。 20世纪初,清政府在修律大臣沈家本的主持     

论我国民事诉讼行为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法行为理论是构筑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近代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始终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法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诚实信用原则,却不适合于民事诉讼法这一公法领域;随着法律社会化的演进,诚实信用原则逐渐深入公法领域,在民事诉讼行为制度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行为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的比较法学教育

<正>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比较法学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一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出现,是近代中西方法学在教育领域兼容实施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博稽中外,以中西方文化丰富法学、开拓法律文化领域的大胆尝试。它的产生既与反动统治者对待教育的保守落后态度有关,更和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精神渗透、侵夺我国司法主权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

本文在一般法理层面，从阐释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形态开始，解析其所承载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由此引申开来，着重论述近代中国事实与规范的悖论，包括法律信仰命题所彰显的法律的意义世界的紧张，进而叙明法律、法学和法学家在此转型时段的可能意义。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立足中国语境，紧扣近代中国建设法律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意识，力图自经验中抽绎法意，而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回应中，对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社会实效作出理论说明。     

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郝铁川编者按：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开始逐渐影响中国，结束了传统注释律学在我国法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用新观念、新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法理、法史和部门法的新法学。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学者紧密关注我国法制...     

治国“尤以瘉愚为最急”——严复法律思想浅析

在评价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思想的天秤上,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比较看重康梁统筹全局政改先行的“大变、全变、速变”思想;而对于严复强调教育,注重提高国民素质的渐变思想似有轻忽之意。有的论者说:“在他(严复)看来,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革命,也不是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是用办教育来开民智、新民德。由于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