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服务:政府社会管理的新载体

公共服务的社区化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社区建设运动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社区公共服务经过了从“单位———街居”模式、“政府———社区”模式到对“市民社会———社区”整合性模式的推进历程,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新的载体。而要达到市民社会与社区互动的理想目标,仍有艰难的路程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加强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大批的“单位人”正向“社区人”转化,社区作为政府和社会的联系纽带,日益成为对社区居民提供各种保障的载体。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的我国城市社区保障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潜在的不足与弱点依然存在,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树立新的理念,强化政府责任,有效整合社区社会保障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社区社会保障中的辅助作用等途径,以实现城市社区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目的。     

国外城市政府与社区协作互动研究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协作互动。本文拟就国外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区关系予以梳理和归纳，以求对正在推进中的我国社区建设有所启益。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社区党建——城市党建工作的新课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管理职能不断转换,企业社会职能逐渐剥离,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地“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进入社区,从而使社区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之,社区党建作为党建工作中的一个崭新课题,目益突出地摆在了城市各级党组织的面前。形势和任务所谓社区,实质上是区域性社会。社区党建,就是在街道辖区内,以街道党委为核心,居民区党组织为基础,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社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合力的区域性党建工作…     

以“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的发展

要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的发展，我们面临重要的模式选择：选择政府全面统一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社会力量自主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选择何种模式来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建设，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以“政府与社会结合”模式作为继续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发展基本模式的可能性。     

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当前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要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必须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我国已经确立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取向,但是没有“大社会”是实现不了“小政府”的,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是一条培育和发展“大社会”的重要途径。非营利组织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对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应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     

大力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创新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管理职能不断转换，企业社会职能逐渐剥离，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由政府、企业及事业单位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逐步回归社会，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而进入社区，从而使社区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需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一、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障碍，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观念创新社区党建是块块单位党组织牵头，条条单位党组织参与，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一种新的党建…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论公共服务的社区化——以昆明市盘龙区劝学社区为例

公共服务社区化已成为世界性的选择。社区成为全球政府实现治道变革的平台,它能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有利于形成政府与公民“双赢”的局面。目前我国公共服务社区化中存在的问题是:“行政化倾向、市场化倾向、搭便车和不规范行为等。公共服务社区供给的改革应包括:对社区供给的繁复的公共服务进行科学定位、加强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建设、与政府合作、建立社区公共财政体制、探索多中心集体选择的激励机制和提升社区能力。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很多社会问题根源于社区，也需要从社区入手解决。我国学者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政府推动下的社区自治，以及社区自治。     

“五个结合”育新人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南关街道办事处新影社区党支部,努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做到了“让社会满意、学校放心、家长安心、孩子开心”。社区“五个结合”的经验,已在全市推广。与社区服务相结合。他们成立了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为青少年提供热情服务。一是设立社     

公民意识与城市社区建设——对西安市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现状的个案研究

公民意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南方雪灾、"5·12"地震灾害等公共危机事件促使我国公民意识崛起,但在事件过后,人们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公民意识值得探讨。城市社区是政府基层组织单位,具有与辖区公民"面对面"的互动优势,居民自治是社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社区既面对政府,又面对辖区公民,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社区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有效载体,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改善社区治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引入公众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大力开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等)可以有效强化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促使公民意识的产生和持久作用。     

“小政府、大社会”应成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模式

当前,许多专家、学者在反思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始终摆不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时候,提出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思路。为了使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必须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模式。确立这一目标模式的三个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设想、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和解决我国当前政府改革困境的有效出路。要实现这个理想的模式,必须从三个方面作出艰辛的努力:将国有企业塑造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积极培育“第三部分”以及进一步强化社区建设。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浅谈群众文化与国民教育

教育在我国主要有两种：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对人的发展和接受教育的内涵看，我国学校教育主要承担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而公共道德和价值观念教育的有待完善、“以人为本”的教育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等现状，使学校的知识教育显得相对孤立和单薄。这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教育成本的过大、人才知识结构与社会脱节、人才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与社会发展失调等后果，这是我国学校教育现行体制的缺陷。社会教育面对这样的情况，其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畸形基础教育矫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不公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一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城乡教育差距巨大;另一方面,有限教育经费的使用,片面向城市、重点学校集中,出现盲目攀比的不良倾向,造成巨大的学校差距。这一制度是导致炽烈择校热、高昂择校费的主要原因,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教育不公,凝固、扩大了社会业已存在的阶层差距,带来了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责任。政府是提供教育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在当下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重要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