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红：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上海社保案牵涉的资金数额之巨、官员之多、职位之高、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被称为改革开发以来上海最大的腐败案件。此案折射出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腐败行为突破简单的权钱交易,上升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明目张胆的显性腐败有所收敛,隐性腐败不断增多,查处腐败更加困难;单兵作战的个体性腐败向群体性腐败蔓延,反腐败阻力加大。     

转型期中国严重腐败犯罪的表征、惩治得失及对策

<正>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独特视角,选取121个严重腐败犯罪要案进行阐析,数据统计(1978-2012)分析表明:转型期中国腐败呈现出明显严重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的增长、腐败官员职务级别上升、腐败范围广、腐败潜伏期增长、亲属涉案及窝案、串案突出,受贿和贪污是主要的腐败类型;在反腐败措施上,主要     

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的路径和机制

运用金融功能观和效用函数模型可以揭示金融发展减少官员腐败关系网的腐败剩余,从而发挥抑制腐败作用的机制和路径,辅以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官员腐败具有传染性且损害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削弱关系网腐败的联结程度和覆盖范围,监督腐败关系网的经济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诸多途径中,不仅金融发展自身,而且其通过抑制腐败关系网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针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效果的检验表明,高压反腐不仅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净化了执政党队伍而具有正向经济效应,而且强化了金融发展对腐败关系网发挥遏制作用的机制。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既与中国人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也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自杀情况差异较大。官员自杀事件的陡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局部地区和领域的集体腐败频发,使系统内的官员廉洁奉公的风险加大,部分官员不得不加入腐败阵营;而社会转型和民主发展使官员的腐败风险加大,官员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的新的压力,内外环境的变换加速了官员自杀。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带来了直接危害,治理官员自杀,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十八大精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改变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     

结构、路径与治理:差序格局视域下家族式腐败

<正>从党的十八大查处的反腐案件来看,多数腐败案件都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这种家族式腐败以权力官员及其家属为中心,以"水波涟漪的方式"一圈圈向外逐步扩散,不仅包含了父母子女等亲缘关系,而且网罗了同事、朋友、老乡在内的人群,这个广义上的"腐败家族"最终构成类似于差序格局的层次结构。依据差序格局理论可将家族式腐败交往人群由内向外划分为四个圈层:家     

警惕语言腐败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壹·外媒评中国

<正>腐败失控影响中国社会转型世界无法承受中国的无序过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低迷再加上民众对官员腐败不断增长的不满,我们将不会在中国看到平稳过渡。如果人类1/6的人口开始经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政治经济转型,将撼动整个世界。纪英男和范悦的故事非常具有娱乐性。但这只是中国腐财问题的冰山一角,而目并不可笑。中国官员的行为或不端行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货币价值、我们的利率水平、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也会成为除我们政府之外影响我们的最大问题。担心的理由依然是有的。奥巴马总统的前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书的作者杰弗里·巴德说:"中国经济虽然从一潭死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回归人性:腐败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人性的需求欲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府官员既具有人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还具有职业的政治属性,其需求欲望的产生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其表现为天生的固有特性和社会的外部特性。腐败行为的最深刻根源在于人性需求欲望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腐败也就必须从人性出发进行思考和探索,即,一要正确看待人性需求,让政府官员过正常人的生活;二要满足人性合理需求,让政府官员过体面的生活;三要用理性管束无限欲望,让政府官员过有节制的生活;四要用制度限制人性贪欲,让政府官员过有笼子的生活;五要加大权力寻租成本,让政府官员过有风险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杜绝腐败。     

秘书腐败:失控的隐性权力

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08年12月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共十七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近年来,中央对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强劲势头。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     

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形势

刚过去的2000年，是反腐败斗争力度进一步加大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查办腐败案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从年初到11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3469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16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146人，地（厅）级干部331人，严惩了一批包括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干部在内的腐败犯罪分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得到进一步深化，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继续健康发展，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源头预防治理腐败取得良好效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群众监督方面取得新成果，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促进党政齐抓共管取得新进展。我…     

遏制腐败一道必须跨越的关口

腐败分子以破坏公平、公正和效率为代价，千方百计谋取非法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权威，降低了部分群众接受管理的自觉性，也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日益增加。腐败正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腐败蔓延的五大特点 从有关调查和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案件情况看，消极腐败现象在以相当严重的态势蔓延。 具体地说，当前腐败蔓延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迅速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据统计，从１９９３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和查处人数，以年均９…     

浅析中国式腐败困境及治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金钱意识横流,政治权力拥有者仍要恪守"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主流文化的矛盾和混乱可能是当前中国官员遭遇的角色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指出官员具有自利性特征,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它推翻了传统文化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化面纱,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并启示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腐败——社会的肿瘤

根据社科院形势分析组和新华社《半月谈》等六个单位进行的三次社会调查表明,不论是公众、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腐败是当前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检察日报》2000年1月31日)。说腐败是中国社会(当然不仅限于我国)的恶性肿瘤,并非危言耸听。直到笔者这篇小文发表时为止,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并没有有效地得到遏制。高官腐败如陈希同(原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新当选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后二人已被依法处决。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福建几个海关参与并包庇走私大案已经浮出水面,金额达数百亿之巨,还牵出了公安部的一个前副部长李纪周。小而言之,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基层的乱摊派,屡禁不止;为农民减负,叫喊了二十几年,只是到今年在安徽摘除了农业税和附加税之外,农民有权拒付一切名目繁多的这费那费。但这只是试点,在全国推广,还有艰苦的漫长之路。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事件的性质、原因及影响

2014年5月至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就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事件作出批示和指示,但都没有在当地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仍然整而未治、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第六次作出重要批示后,2018年7月至10月秦岭违建别墅中央专项整治工作组成立并进驻陕西,历时三个多月的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工作成效显著。通过两年来公开披露的违建别墅整治情况及官员腐败案件,可以看出:秦岭违建别墅事件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是新时代政治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案例。造成大量违建别墅的原因有:对生态文明思想认知偏差、权力寻租与利益输送、制度漏洞与道德风险、围猎官员与政府俘获等。秦岭违建别墅事件得到整治,其影响和教训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震后救灾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正> TOP 10 NEWS十大新闻之九新闻回放海地地震震惊世界天灾频频困扰各国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当地时间1月12日下午发生里氏7.3级地震,地震造成11.3万人丧生,19.6万人受伤。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地震并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     

防止寡头垄断 改革财政体制

寡头经济的特征是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和国家主要的经济命脉,左右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寡头经济的形成,一种途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往往同血缘关系和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另一种是腐败官员瓜分国有资产的结果,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变革比较大的时候最容易形成。寡头垄断,     

全球刮起反腐风暴

1993年5月6日,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腐败与反腐败国际”在柏林成立。该组织的成立大会指出:腐败问题严重地存在于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大会认为:“在大规模商业活动中涉及到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正在破坏着千百万人的生活,使数十个国家政局不稳。腐败作风是当今贫穷的重要原因,是遏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绝非危言耸听。腐败,已成为蔓延全球的“政治瘟疫”。为了社会的纯洁,为了国家的稳定,从1993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一场反腐风暴。反腐败,成为人类的世纪之战! 腐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能容忍的罪恶。1993年     

慎始敬终 才能成功

中国确实在不断进步,不但经济在持续发展,政府的行政也在明显改善。今年以来,有许多事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依法行政有了更详尽的法律依据。无限权力政府那种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政府官员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的局面无法再继续了。不该管的事不许管,应该管的事依法管。政府应当是依法行政的政府。无限权力政府,很难制止权力的滥用;无限权力政府,很难控制机构的无限膨胀;无限权力政府,给官员腐败留下了太大的空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