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及理性思考

就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而言，既有现行刑事司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也有刑事政策变革之要求；既有域外的刑事司法改革经验，也有各刑事诉讼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无讼”文化、被害人学说等为刑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刑事司法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而缺失社会关系的修复；对刑事法原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容易造成不平等和歧视待遇；会带来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降低了刑罚威慑力、促使犯罪的形成的双重社会效果等方面，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     

试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对因遭受特定犯罪损害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而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对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使被害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的制度。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必须在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资金、补偿程序和补偿限制等...     

略论"赔钱减刑"

"赔钱减刑"是目前有些法院采用的一项刑事政策.如果被告人能够赔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法官会将此作为一个酌定情节从轻判处."赔钱减刑"的法律依据是法官的酌定量刑裁量权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尽管"赔钱减刑"引起广泛争议,但从构建和谐社会、恢复社会整体公正和恢复性司法角度看,"赔钱减刑"是在国家补偿法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为解决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落空、恢复被害人经济利益所进行的有益尝试.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善待被害人——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第十三条

刑事被害人是指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自然人。“刑事被害性”决定着刑事被害人有要求通过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和保障自己受损权益的愿望、惩罚犯罪分子。赋予刑事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成为刑事诉讼被害人，既有利于对侦查权力和公诉权力的约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追究刑事犯罪。刑事诉讼修改应该充分尊重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     

以被害预防宣传为中心的电信诈骗治理新路径探析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治理模式呈现破案率低、追赃困难、治理成本高等现实问题。疏解这一难题,需要从根本上扭转工作思路,改变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观念。鉴于电信诈骗犯罪的独特性,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互动关系研究中,应充分认识到,只有给予不同类型被害人差异化警示,才能达到最佳被害预防效果。应当依据被害人学理论,以加强事前预防阶段对潜在被害人的宣传教育为核心治理手段,结合不同年龄人群的特点,分别制定针对性宣传方案,实现被害预防性宣传前、中、后三阶段全覆盖,构建反电信诈骗差异化宣传体系。     

刑事被害人救助平台演绎检察关怀

正1月15日,嘉定区检察院受理了新年首例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对被害人薛某及其家庭展开了救助审查,力争在春节前发放救助金缓解被害人的经济困难,帮助被害人度过一个安心、温暖的新年。新形势新思路:第三方参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依据一定程序,对因刑事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刑事被害人及其相关亲属,在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时,给予其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要求,切实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检察机关     

浦江天平熠熠生辉——上海法院五年工作回眸

五年来上海三级法院共审结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198万余件;诉讼案件中,91％经一审程序即告息诉,经二审后的息诉率为98.6％;累计对7500余名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和申请执行人等实施司法救助;共计缓、减、免诉讼费7400余万元;全市法院113名法官全部实现"一方退出";在全国法院案件质量效率综合绩效考核中,上海司法公正指数连续四年位居第一.     

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以康克由案为视角

刑事损害赔偿权是被害人权利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赔偿资格认定标准具有柬埔寨独特的社会家庭特色,赋予了被害人完整的参与诉讼权,创设了非侵权的第三方赔偿主体,赔偿方式仅限于精神性赔偿与集体性赔偿。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在国际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考察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领域保护被害人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彰显司法的公正与人性。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法律制度缺失、"先刑后民"制约被害人获得赔偿、判决难以执行等问题。建立健全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打破先刑后民、刑民一体的审判格局,赋予民事诉讼独立的品格;修改立法,对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设立预先救助机制,避免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完善救济途径,丰富救济内容,建立心理援助机构。     

浅谈和谐社会下的刑事和解机制

构建刑事和解机制能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公正,同时也顺应国际刑事司法的潮流及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对轻微犯罪的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恢复社会正义的教育性调解,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是社会直接参与司法权和被害人本位的有效体现,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机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刑事和解制度应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控制与监督,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赔偿和国家补偿制度。     

恢复性司法功能和过程分析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近30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刑事司法模式.这一司法模式认为,犯罪行为不仅违法,而且伤害了被害人、所有社区以及他们自己.强调通过恢复性过程中的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受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恢复性司法在加强对被害人的关怀,促进犯罪人的自发矫正,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与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相比,仍处在探索、推广阶段,因而有必要对其功能和过程作深入分析,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加以引进.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以被告人现存的财产为限来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原则是明显有缺陷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状况,我国应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国内实际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应对补偿的条件、对象、程序、数额和方式等加以明确规定.     

重构与规范: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反思与出路

被害情感是被害人在经历犯罪行为后各种社会性需要满足与否的主观体验,是一种具有情景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的高层次精神现象,最常见的被害情感有愤恨、抚慰和宽恕三类。刑事政策场域中的被害情感在非理性和情绪化标签之外,本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它在个体层面决定被害人的行为和策略,更在一定社会层面上奠定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借助被害人教义学的辅助性和自我答责原则,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限制被害情感非理性的成分,实现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规范化"出场"。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没能切实关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通过“恢复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矫正犯罪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国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若干保障

有效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必须加强以刑事被害人保护、有较强社会公信力的和解主持机构和相关社区矫正工作为重点的制度建设,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着力提升全社会法治建设水平。     

浙江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浙江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正确把握工作原则,抓住工作重点,进一步深化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进一步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规程,努力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处理方法和工作机制,创造良性循环环境,进一步抓好救助资金落实工作.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渊源、适用范围、价值等基本问题尚待辨明。新《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专门规定。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表现为三种模式: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中间人主持和解模式以及国家专门机关主持和解模式。在不同模式中,被害人、加害人、国家专门机关、中间人以及其他参与人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作用。     

略论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路径

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存在许多问题,如赔偿范围过窄、被告人赔偿能力不足时出现判决"白条"、民事侵权之诉与刑事被害之诉的选择僵局。刑事被害人损害得到公正、合理、及时的赔偿就需要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保障被害人诉讼程序选择权,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我国有必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恢复性司法——青少年惩罚性教育的传统范式的转换

如何发挥惩罚性教育对青少年犯的作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是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英美国家盛行的恢复性司法对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从恢复性司法的内容、特征出发,阐明刑事司法观念的变迁和恢复性司法的优势作用,分析其在青少年惩罚性教育中的作用及不足,提出以恢复性司法范式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试行、推广的条件、方式和措施,力求使恢复性司法范式成为我国青少年惩罚性刑事教育的有效范式。     

金融诈骗犯罪中的被害研究

金融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具有较大的被害性，这是由金融行业特点、特殊的被害社会环境、金融机构内部违法犯罪严重及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金融诈骗犯罪得逞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犯罪人多么狡诈，其骗术多么高明，而是被害人自身的一些弱点和不良状况为被害提供了契机。因此，治理和预防金融诈骗犯罪的根本的有效措施是被害预防，即先前地消除或者减少被害要因和被害情境，加强被害人的抗御能力。对金融机构而言，加强内控，消除和减少内外牵连的被害因素是安全保障的最有效措施。金融诈骗犯罪典型的被害模式和被害结构中主要的被害环节是被害预防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