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公民视角

法治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充满了探索的艰辛。本文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视角,对中国法治现代化所必须解决而尤为紧迫的人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从法制理性的角度,提出了富有探索意义的思路。     

亲情文化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文化具有十分浓厚的亲情色彩,亲情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现在乃至未来。由于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中保存了浓厚的血缘因素,中国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亲情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不可化解的血缘家族情节。这种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平等价值难免产生矛盾与冲突,在权利使用方面难以抵制人情、关系等消极影响。但亲情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她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社会资本基础,也有利于增强政治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孝廉入法的法理言说及其制度建构

法律有必要也有可能介入到孝廉文化领域,因为孝中存在着私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廉中存在着公法上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孝与廉还具有共通的秩序价值和利益诉求。纵观中国法制史,我们可以在传统社会中找到丰富的孝廉法制资源,这些本土资源对于当代孝廉文化的制度建设无疑形成深远的影响力。然而,传统法律制度毕竟不能满足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需要我们在科学把握法治与德治、礼治及人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制度重构。     

浅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

法律的制定,必然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在当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制度,有的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使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同时,主张"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但"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是否能更好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有没有使之生长的土壤?这样做能否更有利于中国政治的建设,这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中国制度转轨过程中文化转型的机理及其内蕴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种文化因素,制度及其运行需要包含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文化这一内在支撑。文化与一定社会和民族血脉相连,对正式制度产生极大影响。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弊端。中国当前的制度转轨和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必须大力推进中国人伦文化体系向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体系转型。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因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因是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还是外部冲击与影响所引发的变革运动,抑或其他?对法制现代化动因的把握,是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决法治实践中诸多问题的根基所在。混合型模式是应政治等因素需要而提出的,并非属于以原初动力为标准划分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中国法制现代化表现出来的客观特征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原初动力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     

论中国传统法律和谐思想之体现

中国法制现代化旨在通过制度与观念两个层面的法治化来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构建。其中社会主义和谐理念是当前社会提倡并追求的符合现代性价值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法律在立法与司法中所体现的和谐思想虽与此内涵不同,但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传统法意义与本土意义的和谐因素可为现代法治建设所吸收与借鉴。     

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启示——关于中国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思考

中国法律变革运动从戊戌变法开始，经历了百年曲折，走过了命运多舛的一个世纪。纵观这百年历史，中国法律变革运动，虽然时起时落，冲突不断，但却最大限度地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基本确立了以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也正是近代中国法律变革运动的历史价值之所在。因此，思考中国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必然要对这段艰难变革的历史进行总结和研究，并从中得到启示。一、中国法律近代化中法文化的冲突和法律移植法文化的冲突首先表现在中西法律制度的艰难契合上。从戊…     

论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培育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是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旨在从文化精神层面出发,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模式做出简要剖析,并对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特征做出阐述,中国现代文化精神应坚持以个体的人为主体,倡导个体独立、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技术理性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在坚持"以人为本"观念基础上,培养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使这种现代文化精神成为中国现代化文化的主导思想精髓,引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     

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

本文从行政现代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切入,提出和初步论证了行政现代化对于现代化和法制现代化对于行政现代化的先行性问题,并试图对"行政"和"法律"作出新的解释,初步分析比较了中西方的法治传统,认为中国传统的德治和法治实质上都是人治,亦即官治,都是用于治民的;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西方的法治主要也是用于治民的;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现代化应该走出法制的治民传统,实现"两个接轨"、"两个根本转变",营造出官民互治的政治行政局面,以实现对近现代西方法治的赶超.     

积极构建我国社会信用制度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我国目前的信用问题却非常严峻,企业、个人、社会中介组织和政府都存在着信用问题。究其原因,与传统"自然道德"的衰微与不足有关,也与转轨期政治经济体制不完善与法制不健全有关。因此,要构建新的社会信用制度,必须从道德机制、制度机制和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中国故事与文化自信(3)

正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中庸为至德,注重的是臣民的意识,而不是公民的培养。它希望每个人注重自己的德行,形成一个君子社会。但事实是,文明的养成固然需要道德力,更需要制度力;需要"君子社会",更需要法制社会。在中国这样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国家,传统的"伦理文明"当然应该传承发扬,但一种能将人带入更理性、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文明"更应该花大力气建设。还有,它讲求"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又重视恻隐与慎独。意思是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见,都不能     

中西启蒙"自由"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李贽的"童心论"为范本

中国明末启蒙思潮的"自由"观与西方早期启蒙运动的"自由"观一样,都因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时代性要求而将源头上的价值系于"个性自由".但由于文化类型与历史境遇的殊异,双方也表现出不同的心路逻辑.西方人文主义者认个性自由为一种"权利",因而提出了以"理性"界定权利,以构建现代制度保证权利的实践途径.而中国明末的启蒙思想视个性自由为"新道德境界",据此要求人们首先转换传统伦理视角,肯认个性自由的合德性;进而提高思想境界,成为个性自由的实践者;最后寄希望在未来的"大同"社会解决全部问题.     

社会学视野里的社会信用及其体系建设

制度的信用就是社会信用,它包括"道德信用"与"法制信用"两种基本类型或形式,社会信用体系就是由这两种基本信用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法制信用与道德信用一起抓。这种理解将进一步推进信用理论的建构,对于目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清末法制改革述论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虽然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也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     

宗法伦常与迈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国日常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历史承接与变迁

<正>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涉及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文化观念变化等领域,从微观层面看,涉及个人价值以及日常生活世界中伦常关系的变化等领域。换言之,日常生活世界的转型亦是现代化的重要题域,只有生活世界中的人以及人与人的伦常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才真正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近现代历史,既是政治经济领域转型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日常生活世界变迁、转型的历史。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乃至面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世界层面亦有其历史承接     

论美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的变迁中,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面临如何转型的抉择。而百年前的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希冀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中寻求突破。这段历史被称之为"进步时代"。立足于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背景,探讨美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权·情·法

法制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法制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须是法制完备的社会。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要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涵为:其一,立法机关要依法立法,立法要完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二,政府及公职人员要依法行政;其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其四,全体公民懂法、守法和自觉维护法律。总之,一句话——要依法治国。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处理好权与法,情与法这两个关系。中国进入阶级社会时起,便受古东方历史条件的影响,实行专制主义的政体。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特定的权与法的关系。在封建时代,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同时,又可以根据“事有时宜”自由权断,不受法律约束。皇权支配着法律,法律是权力的附庸。而当权大于法时,必然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凋蔽、政治腐败,直至国家灭亡。     

"大一统"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

"大一统"的社会整合机制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必然性,是人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又一个制度创新的历史时期,和两千多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制度创新不仅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富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仅仅在自身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产生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运行.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在引入的西方的社会分工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结构正在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试论我国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是个以农耕文明为主滋生起来的国度,中国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了乡村文化的"失衡",引起乡村社会发生着"四大转变",从而也推动了乡村文化的重新"整合"."文化整合"为中国乡村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