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和谐社会

人欲和天理是维系传统政治秩序的一对根本理念。在我国古代,理学家们鼓吹"存理灭欲,"造成"理"与"欲"的对立。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追求生活需求之"欲"不断增强。而今天之"理"的规范力大为减弱,同样造成"理"与"欲"的不和谐。有必要从影响社会道德和国家政治的理欲观的角度,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内涵。     

二程的“天理人欲”观探析

二程的天理与人欲问题是二程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理欲之争曾是历史上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宋代争辩最激烈。二程的天理、人欲观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同时又具有宋代这个时期鲜明的特征。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的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理论的现实关怀体现。     

朱熹之“天”和“天理”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天"和"天理"是朱熹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宇宙之天、主宰之天、天理之天"是朱熹之天的三层含义,"理、气与天命之性"是朱熹天理观的主要内容,追寻大学之道是朱熹天理观的价值取向。朱熹的天理论秉承程颐,并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严密、精致、深刻,是作为理学代表的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     

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

我的探索使我认识到，中国人在哲学和观念上都认为天人合一，天理、国法、人情相通。这种为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法观念，正是我们从西周发展而来的中国法律文化之道。这个道用理学的话说是理，用现在的话说是道德原理。道德原理的含义是：道是事物的结构，表示万物的有序性；德是事物的属性，表示万物的生生不息；其中，道是德的存在形式，德是道的存在依据，两者合二为一构成事物的统一性，亦即统一原理。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儒家经典哲理化,同时也完成了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他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因事制宜”的变法理论、“相为始终”的德礼政刑理论以及“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等方面。朱熹的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试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程颖、程颐是宋明理学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二人共同创建了以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们二者的思想是同大于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二者思想中“异”的方面；特别是他们两者对于“理”、“善恶”以及工夫论问题阐释的差异，则对其后的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并沿续着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这些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精神”的主要内容。推己及人。孔子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已成为后世古人道德伦理的最低起点。中国人做事自古就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只从自己出发。而主张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与对外扩张

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对日本的“文明开化”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完成近代启蒙的任务 ,以明治十四年福泽谕吉的《时事小言》出版为标志 ,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 ,加藤弘之宣扬“优胜劣败是天理” ,西村茂树提倡道德复古 ,他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 ,为日本疯狂的对外扩张、侵略提供了社会意识和理论基础的准备。     

对《恩格斯“同时胜利论”质疑》的质疑——就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设想与郑异凡先生商榷

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设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思想。郑异凡先生认为这一思想的发明者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郑异凡先生认为185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重提这一设想。郑异凡先生的这些观点值得商榷。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后没有明确使用“同时发生”这个词语,但是这一设想他们却多次表述。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是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思想。     

论德行与德性之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德性与德行是个人道德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在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中,要进行个体道德行为模式的选择,并取得一定程度的道德效果,厘清德性与德行之间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德行与德性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内在与外在、静态与动态、相容与相离之关系的阐释,实现对其全面的、科学的认识与理解,对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对社会整体的道德养成以及对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阳明“良知”思想探论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思想,通过对“良知”的背景、内涵及“致良知”的途径进行梳理,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是道德意识的主体,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研究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对我国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德育中的践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以"道德"为基本思想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德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重要资源,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养成学生的道德习惯、识别道德伦理等。本文即探讨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德育中的践行理念、方式与途径,以期两者在实践中更好的融合,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     

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警务“人本化”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警察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根本目标的重要承担者和实践者,在警务改革与实践中必须摒弃传统的物化倾向,坚持"以民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以警为本",激发和调动人民警察队伍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警务发展和建设始终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不断提高警务"人本化"建设水平。     

性别气质与性别霸权——对康奈尔男性气概相关理论的再思考

1995年，康奈尔在性别研究领域提出了“多样性男性气概”及“支配性男性气概”的概念及框架，但却缺少对于“女性气质”相关概念的适应性研究；我们将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矩阵理论引入康奈尔的理论框架，从而在新的框架中，使“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不仅相互区别而且相互补充；而异性恋欲望则成为性别矩阵中联结“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     

王安石的义利观及其当代意蕴

王安石的以义理财和义利统一的义利观为其施行变法改革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他的义利观独具特色：一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强调“理财乃所谓义”，赋予“义”以新的价值界定；二是从“为己”与“为人”的关系上给“仁义”以新的诠释；三是他所提出“为己”与“为人”辩证统一的原则，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合理利己主义”划清界限。深度剖析王安石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青年道德观的历史变革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当代青年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使青年人形成了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当代青年的道德观念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道德不仅变得多元化,而且对青年人适应社会变化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当代青年道德观念的变化加以分析,并提出道德建设的实际构想。     

党建价值目标的伦理建构

党建价值目标的伦理建构，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党的建设实践路径，应把观念创新作为党建价值目标伦理建构的先导工程，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民生”与“民富”、“民智”与“民强”、“民安”与“民享”协调发展中，彰显党的执政品格，体现党推进发展的根本目的。     

环境法“生态人”人性预设之否定——基于西方法律人性预设演进的视角

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注意区分法律的人性预设与伦理道德的人性要求,二是必须基于对现实客观的人性标准的认识。作为法律的环境法的人性预设既应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和“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又必须准确把握现实人的人性标准。以这样的基本要求为工具审视环境法理论界的“生态人”理论,就能看出学者们共同采用了“应然模式”,没有注意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与“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且普遍存在不忠实于现实人性,不符合环境法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所以,现阶段不宜直接将“生态人”作为环境法的人性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