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去汕头——克立·巴莫亲王寻根问祖的故事

为什么要去汕头?向我提问的有泰国人也有中国人。当我访问北京时,华国锋主席也问了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要去汕头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是想到那儿寻根问祖。 二百多年前,我的一些祖先是从中国的汕头或者是汕头附近的地区乘坐大帆船移居到     

俄罗斯出兵车臣及其前景

车臣单方面宣布独立整整三年来,叶利钦总统一直未予深究,1994年12月10日他终于动了真格,以军事行动来收复这个高加索地区。这是一次军事冒险,其风险如此之大,以致整个俄罗斯的民主和稳定现在都成了问题。那么叶利钦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对车臣下手呢? 通过资料分析,可见有以下一些原因: 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遭到了一系列挫折,从而使其在1996年重新     

他从神秘中走出来——访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朱·格拉克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在中国鲜为人知,或者说几乎根本没有被介绍和研究过。去法国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个作家,更没接触过他的作品。到法国后,才知道他的成就、声望都在我原以为很重要的一些作家之     

当前东欧国家面临的能源问题

当前,东欧各国的经济几乎也有同西方世界相同的困难。但最大的经济问题之一是能源短缺。东欧各国能源严重短缺是70年代末逐渐开始的,并严重影响着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一、东欧各国能源紧张的原因战后,随着东西方势力范围的划分,东欧与苏联在经济贸易结构上形成了一个巩固的体系。因此,在这个经济体系范围内,东欧各国(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在能源上都严重地依赖苏     

试论侨民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侨民,大国有之,小国亦有之。侨民的存在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社会现象,侨民问题也是共同关切并丞需研究妥善处置的重要课题。 研究侨民历史问题,首先必须研究侨民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它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进而制定出正确的侨民政策。这是研究侨民历史首要的课题,也是我国华侨史研究的首要课题。本文试图就侨民形成、发展的历史原因、桥民的作用、侨民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

现在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如何表述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了.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之于中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这个迷思全方位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影响力至今不绝.我们需要澄清造成这种状况的自身原因.其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时代原因,在无法直接触碰苏俄、不了解苏俄的情形下,却满怀热情地去认同或拒绝经由苏维埃所确认的那个俄国,不经学术研究和学理性判断,把原本是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下获得成功的苏俄革命这一地域性现象,泛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规律.1950年代以后,知识界依据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把"解冻"以降的苏联变革理解为背离社会主义,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国际共运的失败.相应的,知识界这种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考量的意见,又成为党政和社会理解苏俄问题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20世纪末.反思这些历史性表述,对中国在21世纪提升认识俄罗斯问题的水平、建构恰当的中俄关系,既有历史的警示作用,又有理论价值.     

国家主权的伦理反思

作为国际规范的国家主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存在几乎没有疑义,但对于其是否是一种伦理后果及其意义却一直存在争议。国际关系三大理论传统在国家主权的伦理问题上采取了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态度:自我保存或自我超越。原因之一在于各自所用的理论方法的不同:有的主要运用了机械建构的方法,有的主要使用了社会建构的方法。原因之二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或者说是严重的部门研究取向。缺乏共同的国家主权伦理态度,不仅妨碍了对国际关系的正确理解,也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因而必须在有机结合机械建构与社会建构方法、全面综合研究部门的基础上对国家主权的伦理进行重建。     

期待清风拂面来

<正>凭工资过活的公职人员,几乎成了寓言里那对牵驴的祖孙,怎么走都惹人嘲笑。今年的春节话题除了亲情、家风、春晚-年终福利是一个异常火爆的题材-并且由于"公务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更显得别具意味。翻看近段时期的新闻、评论、论坛,"这个年,公务员们过得还好吗"似乎成为了全民焦点。吐槽者有之、奚落者有之、怀疑者有之,让凭工资过活的公职人员,几乎成了寓言里那对牵驴的祖孙,怎么走都惹人嘲笑。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对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

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几乎遍及所有产粮区的饥荒.饥荒发生的原因,乌克兰侨民以及西方研究者认为是苏共领导人有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如今,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饥荒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故意制造饥荒,以及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说话.     

自毁联盟——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一点补充

一年前苏联“暴亡”,全球震动。世界格局也将因此而重新组合。这恐怕是二十世纪末我们星球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显赫一时的、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怎么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宣告解体了呢?自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自有它的深层的原因,致命的病因无疑在体制方面,正如俄国一些舆论所指出的,苏联如不改弦更张,“改造成某种新的、没有俄罗斯殖民帝国特点的国家”,那么这个70多岁的“老人”迟早是要寿终正寝的。但苏联解体的     

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的金融环境不稳定与企业发展困境

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企业的发展遭遇到种种困难。这一方面是不完善的改革机制所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俄罗斯政府在实施金融政策、发展金融市场方面与企业存在一些协调性问题,使得宏观金融环境与企业发展在兼容方面变得异常艰难。这一系列问题对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诱导作用。同时,企业的发展困境也是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型阵痛"的一部分。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创新、挑战与对策

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网格化治理创新成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网格化治理的兴起,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实现路径,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体现,其创新之处集中表现为协同治理的形成与内部监督机制的健全。然而,当前我国网格化治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包...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非洲:资本市场新大陆

资本市场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之一是地缘政治上出现了新大陆。因果关系很重要,律师经常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死缠烂打,循环不休。同样,分析非法律问题时,因果关系也是首要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与美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比较难缠。美国是因为经济发达才有资本市场,还是因为有资本市场才经济发达?即便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似乎也有主...     

日本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及借鉴

在战后日本,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旨在探讨战后日本中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以及政府对中小企业采取的政策。通过这些探讨,为我国正处于两个转变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策略提供一些借鉴。     

文学史中的发生结构主义方法

当代法国文坛,流派繁多,文论迭出:精神分析、新批评、语义学派、结构主义批评等。这些文论或着重心理分析,或封闭在作品的“本文”中,不一而足。然而近来,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法国评论界对文学和社会、文学家与历史环境等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们发现,甚至本来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及这个问题。本期选登了一些论文,以期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国家性增强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由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因其而生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在实践层面,全球各地区协同治理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上的全球治理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全球治理的这种地域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并非"新"现象,只是全球治理地域性特征的应有之义。     

波兰的经济改革

改革的设想当波兰新的团结工会政府开始制定自己的战略时,决策者们对零敲碎打的改革导致失败的前车之辙记忆犹新。他们知道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在全面变革的征途中,还有一些巨碍险关。例如,稳定宏观经济的问题。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差不多总是要求消除巨额预算赤字和通过中央银行紧缩银根,波兰也不例外,但同时,金融和财政的紧缩几乎总是要促使一些企业破产。在象1989年底波兰那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体系是严重扭曲的,以致于没有办法来说明哪些企业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三大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工作主线,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符合人类发展客观规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系统思路与针对性规划,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三大倡议的落地走实,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