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地下斗争

1945年3月回延安参加“七大”，我是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代表四川组的成员，“七大”以后，周副主席（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通称）指示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廖志高同志，要他抽调一部分七大代表（在国统区没有大暴露的人）到国统区工作，决定派我再回四川工作。当时美国在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常有飞机来往于重庆——延安。1946年1月，我坐美国人的飞机约半天时间到了重庆，来到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副部长于江震两人同我谈话，决定派我到秀山去开展工作。     

谈谈专家之言

想到这个题目是前年的事了。当时我应邀参加“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奖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活动,只是在主办单位搞完了民意测验之后,把委员们召去宣布一下结果而已。这一次评奖大体上还好,1980年以后的优     

我书柜里的旧书(一)

正这里所说的旧书,指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1953年2月,我上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时被调出来到北师大马列教研室资料室当中国革命史的资料员。我的工作是到旧书店买书。当时北京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街、琉璃厂都有旧书店,我天天去转,看见资料室没有的旧书就买。说实在的,我打心眼里爱积累旧书,可自己又没钱,给资料室买到了旧书心里也一样高兴。一年以后我去北大学哲学,有空仍去旧书店转,看见特便宜的旧书也花钱买点,这样就慢慢积累了一些,至今仍保存着,一共有几十本。下面就挑点重要的说     

我所接触到的纪登奎

“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大约是1974年,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纪     

我对北京外事工作的一些回忆

一、“文革”期间的外事工作 1，来到北京从事外事工作我来北京之前是河北省委秘书长、河北省委统战部长兼天津市委统战部长，1965年，我被调到外交部．在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了，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外交学会，当时在搞大鸣大放，搞了个把月。那时候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组织上准备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正好那时候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就要求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经市委同意，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悼念彭塞弟

彭塞去世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彭塞是我表弟，也是我妹弟，关系自非一般。我小时住在他家里，和他朝夕相处，并同在盐道街省师附小读书，后来同走一条路，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４年我被捕入狱，１９３８年我从监狱出来后，彭塞不久就去了延安。以后他从延安回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们虽然没有组织联系，但彼此了解、信任、支持。他初在四川大学读书（当时川大在峨眉山），有一天突然到夹江我家，告诉我川大党组织出了点问题，他必须离开峨眉返回成都，在我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就护送他走了。他以后进华西…     

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座谈会

1956年1月10日,当时我任中共宁乡县委第一书记。这天,龙禹贤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小舟同志要你今天下午6点半前见他。”当时,县委没有小车,我挤上公共汽车,赶到长沙,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去见周小舟。周小舟同志见到我后,第一句话便是:“你带手枪没有?”我莫名其妙,说:“没有带。”他说:“这很好,咱们去见毛主席。”我一听,真是高兴极了。当晚,我和周小舟同志一起赶到长沙老火车站内北     

毛泽东处理问题的独特方法

因一块肉绝交1913年至1918年5年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和森、李维汉等人。这些热血青年经常聚集在一起畅谈理想,探讨科学。1936年,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曾谈到这样一件事:"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要买些肉,而且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些买肉的事情。"毛泽东说:"当时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     

总有一个梦想

<正>我几次出国过境的时候,竟然有人能认出我来,说"你是格力的老总"。我觉得这个价值是无限的。如果格力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我董明珠的意义。我在格力是从销售员做起的。有很多记者问我,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以后当老总?我说没有。如果当时我就有野心,或者我的目标锁定在当老总,我可能就会左右逢源,察言观色,要拍领导马屁,就不会走到今天。最初,我认定这一辈子就是好好卖空调。1992     

罗沛霖:党派我去留学,我要对得起党

王德禄:我们想了解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您去美国之前,在国内的情况;二是您在美国期间的情况;三是您回国以后的情况。罗沛霖:1913年,我出生于天津,6岁那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节选)

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研制“两弹一星”队伍中的年轻人

我学的是空气动力学,是搞飞行器的。1960年分到当时二机部九局的第九研究所。学校里说你们是分到地方工业部,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政治上有问题。来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儿学习,后来单位又送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回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研究     

金店、丁家沟剿匪记——智歼顾子元匪帮

抗战结束后不久,我们“东北人民自卫军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奉命接管了大石桥.接管大石桥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辽南剿匪.当时团里共有四位领导:政委车学藻、副团长李洪茂、政治处主任贺任,我是参谋长.剿匪的任务由我和车政委承担.这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     

子弟兵与咱心连心

我叫王跃林,是陕西省南郑县胡家营乡胡家营村的党支书。武警交通五支队去年11月来我们这儿修西(安)汉(中)高速公路,营区离我们村子不远。自从部队来到这里以后,那好事儿是做了一件又一件,我今天就想说几件没想到的事儿。一说修路。部队没来之前,我们村到泠水河边的进坝路是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泥巴路,村民去河坝田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乡亲们怨气很大。但是我们村是个农业村,没有其它收入,想修却力不从心,我和几个村干部也为这条路犯愁。没想到,部队的丁飞跃教导员主动找到我们,提出帮我们修路。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心想部队施工这么忙,哪…     

我对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一些回忆

一我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四人帮”被推翻了,但遗留了很多问题。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被免职,我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来到了北京市委。我到北京两三天后,首先抓了北京电台的工作。当时北京没有电视台,只有广播电台。一到北京电台,看到的情况让我震惊,发现那里隐患很多。广播局长跟我说,广播线路曾被老鼠咬坏,造成停播三分钟,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未见广播局作过正式报告。我去电台的时候是冬天,他们那里自冬季到来后广播室内一直没有暖气,广播人员都穿着棉袄带着…     

好的教养跟家风有关 跟家境无关

正有一次学校搬校区,我去食堂吃饭。当时食堂里面有很多面包车司机,还有些是搬家工人。这时有一位排在我后面的搬家工人掉过头来询问我,能否把饭卡借给他刷一下,他付现金给我。我便答应了,我把饭卡递过去,他并没有立刻接过去,而是擦了擦手再取。他憨笑着说不好意思,刚搬完东西,手上有点黑,但是来食堂之前已经洗过一遍了。     

从毛泽东三次外事谈话看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来到陕甘宁边区。他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披露了他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     

杨第甫同志印象中的李立

我和李立三同志在工作上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接触。那是1945年11月,我们从延安随中央组织的工作队去东北,起先我在第三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在张家口经过调整以后,由我带领一个队到了东北局,被派往哈尔滨负责遣返日侨的工作,于1946年七八月间到达哈尔滨。当时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的遣侨办事处主任是山     

随斯诺访问宁夏和目击红军大会师

1936年6月中旬，一天，美国记者埃德加&#183;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当时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去陕北就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大学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钱学森：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

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