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     

行政官僚不可或缺——读《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引发的思考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高效的组织形式,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和社会化大分工的需要,实现了从传统权威到法理权威、从传统专制统治到现代法理统治的巨大转变。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过种种非议,无论是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是官僚制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缺陷,人们都对之进行了系统批评。有学者指出,随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     

试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组织的特点及发展

理性的官僚制组织出现在近代西方社会,官僚制明显区别于以往的以其高效率的优点成为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出现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反过来,官僚制的运行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前发展.但是,在悲观的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也意味着人类将被囚禁在"牢笼"中.     

对韦伯科层制的一种三维解构及其结论

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後通过分析认为後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後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取向的判断。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

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紧密相连,特别是与现代性的理性有关.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官僚制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西方官僚制组织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想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论官僚制的反功能

自韦伯提出理性官僚制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僚制的反功能问题,认为官僚制不仅仅存在正功能,而且会产生反功能问题,如效率低下、繁文缛节、保守主义等等.更有学者在官僚制反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来官僚制病理学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检视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官僚制病理学研究.其次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病理学研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认识并超越官僚制组织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组织模式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因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它在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僚制的弊病也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企图彻底废除官僚制。但到头来,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对官僚制进行改革的角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提出了实质性超越建议。     

略论中国理性官僚制化的困境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以裁撤冗员之多而为世人瞩目,但从学理的角度看,其深层次的命意乃在于确立一个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以支撑起不断面临挑战的社会经济之发展。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诉求,理性官僚制至少自清末新政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官僚制度却从未得成功建构,反而屡经风雨,迭遭重创。显然,考量这一理性官僚制化的命途多舛的原因,不能从官僚制本身去求解（对官僚制本身作出批判至少在现代的中国还为时过早）,而只有从其所经由塑造的一定的社会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分析

古典官僚制理论认为 ,官僚体制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是官僚体制自身不可超越的内在困境。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 ,官僚体制不但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在工具理性的内部也可能产生冲突 ,它所带来的效率也只是一种相当有限的机械效率。其内在缺陷就是缺乏竞争效率和创新机制 ,在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认定上偏离了原定的目标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官僚制中政策评估的困境及其改进——从评估的社会互动性角度分析

政策评估具有科学性和社会互动性两种性质,但社会互动性由于种种原因未受重视或难以得到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政策评估运行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官僚制的种种弊端阻碍了评估互动性的发挥。针对此,本文从效率原则、公民参与和体系内关系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效率悖论的一种解读——兼评新公共管理运动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行政改革具有启示作用.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现代公共组织效率析论

对“效率”的追求是现代管理思想的源泉。而公共行政理论在产生之初便借鉴了企业组织对效率的追求。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行政改革的浪潮,原有的官僚制体系和“效率”价值取向受到挑战,这与这一追求本身的缺陷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从纵向分析了公共组织效率论的演变,并尝试探讨其反映的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