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乡村治理视野中民间法的完善及策略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介入,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推进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乡土社会中民间法的合理性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两个层面,即学理上和实践的生活经验层面上,多维度探析民间法在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进而为将民间法"名正言顺"地引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来提供理论支持.     

送法下乡与民族习惯法的变迁——以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为材料说明

巡回法庭把国家的司法权威运送到了乡土社会。送法下乡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法官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法官的知识结构中接受习惯法,民间习惯就能够得到较多适用;法官拒斥习惯法,习惯法可能就会淡出司法。随着接受习惯法的法官的离职,国家法律将会更多的进入乡土社会,对乡土社会构成冲击并瓦解乡土秩序。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间法与法院调解发生学意义上的互恰

以经济学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民间法及法院调解二者结合不仅有运作的共同基础,更具在乡土社会中顺利排解民商事纠纷的优势。民间法与法院调解需要且能够结合运用,民间法在现今社会法院调解过程中具有较大作用和优势,法院调解中引入民间法具有积极意义。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民间法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要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由于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惩罚——以乡土社会中信用为媒介予以说明

困扰民间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间法的效力来源是什么?诚如我们所知,国家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那么民间法呢?民间法得以实施的保障机制是什么?当然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可能有许多,但以民间惩罚为视角对其予以阐释和说明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进路.虽然民间惩罚主要是立基于乡土社会这一特定环境的基础上说明的,但其对民间法有效的规制,对于完善国家法的保障机制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治理体系的民间法建构

在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此时需要民间法的参与.民间法不仅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静态规范体系的制度资源,而且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动态运行体系的治理资源.权利秩序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动态运行体系的关键环节,民间法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法依赖其内部所具有的主体要素、权利要素、规范要素、反馈要素,既能促进权利秩序的生成,也能支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与民间法再造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碰撞,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并非水火,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旨在规范民众行为,与国家法形成互补,既有助于国家法发挥统合基层社会的作用,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可以培育基层社会崇尚规则的习惯。在实践中,再造民间法并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可通过律师下乡、完善调解制度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来实现。     

乡村治理视野中的民间法及其重塑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前,应通过完善民间法的产生机制、维护机制、惩罚机制、干预机制来推动乡村治理,加快农村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     

民间法谚中的民间法

作为生成并通行于乡土社会大众中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谚语是一种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语言表达方式,它以比喻、概括的手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真实感受。法谚作为民间谚语的一种,深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之中,揭示了很多关于法律的道理,体现着丰富而深刻的民间法思想。它不仅是乡民们对某些社会问题达成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共识,更是一种对后人进行指导和鞭策的行为法则。作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法谚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法律生活的范围,基本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和法律现象,体现着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和诉讼心态。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条件与保证

本文从四个方面（立法的民主性与亲合力，法律意识的启蒙与法制教育，执法公正与体制完善，守法精神的养成）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国家法在乡土社会实施取得成功的条件和保障，力图检讨和反思我国法律在乡土社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推进乡土社会的法治现代化。     

论民间法语言的模糊性

民间法语言的模糊性具有普遍性,其成因具有多元化特点。民间法语言的模糊性既有扩大民间法规范的解释力、促进民间法规范效力的实现、形成与国家法语言的互补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规范的指引作用、为社会权力滥用提供方便、不利于民间法文化塑造等消极作用。面向现代社会的民间法应该在追求语言精确性的基础上,恰当运用语言的模糊性。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乡土社会中公力救济异化的理性分析——以民间法中的“私了”为叙事视角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地方特色已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以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了”现象为解读文本具有实践价值。以国家——社会作为叙事平台，需要对“私了”的概念从实质上进行重新厘定；从哲学上的优先逻辑理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冲及传统文化中的“厌颂”观念进行理性考量，可以显见“私了”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文化基础。对“私了”现象进行国家法改良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形而上的观念的转变；形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