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散”看魏晋名士的双重人格

魏晋时期,"服药"之风在士族阶层极为盛行。魏晋名士做出服药这一行为选择,不仅是为满足其长寿、美容等生理需要的结果,而且也是面对黑暗现实精神世界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种矛盾体现在其人格的双重性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希望"离俗",同时又逃不开儒家思想的束缚。这种矛盾的双重人格在哲学上的体现便是"名教"与"自然"之争,其实这只是他们在人生失衡之下两种极端之选,"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才是终极追求。所以"魏晋风度"这一纸光辉大抵是名士们在痛苦中书写的。     

试论王弼名教与自然的本末关系

王弼通过建立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思想,借助本末、有无等范畴,表达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他的"名教出于自然"论,一方面承认名教的合理性源于自然,另一方面又主张革除名教之弊以使名教合于自然。重视名教舍弃自然,就是"弃本舍母"而"适其子",最终不利于名教作用的发挥。只有溯其本源,崇尚自然之道,才能真正贯彻名教有利的一面。因此王弼提出"崇本息末"的主张,力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裴頠哲学思想评述

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是晋代著名的哲学思想家。裴危页的哲学思想在魏晋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搞清魏晋哲学的发展状况,不能忽视对裴危頠哲学思想的研究。整个魏晋时期,思想领域几乎被玄学所垄断。玄学是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的特点是通过用“辩名析理”的方法来讨论“本末”、“有无”、“言意”、“名教自然”等等世界观和人     

王弼和郭象的自然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比王弼与郭象在本体论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异同来比较研究二人的自然观。王弼哲学上的核心思想"以无为本"是立足于本体论而建立的。而郭象则对本体论进行了消解,认为自然而然才是万物的本质。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王弼主张自然的即是合理的,名教本于自然。而郭象则主张合理的即是自然的,名教出于自然。着重论证了"合理即自然"到"自然即合理"的发展变化。     

魏晋时期的“玄对山水”致思取向及其逻辑进路探析

从老子的"自然"之道,到庄子的"逍遥"之境,再到魏晋时期的"玄对山水",揭示了道家主体性思想演变的基本特征:由天道向人道,由宇宙本体向人生价值本体演变的进递与转换。其中,"玄对山水"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们的人生旨趣与学理指向,不仅在山水中奕情,更在山水中"遗物""忘人",从而在人与物的一体性中开辟出了一片闲适的生命家园。     

大制不割——从“名教本于自然”看价值依归对制度的涵养

先秦时期,儒家将名教视作使得人性的本色更绚丽的素白,即礼乐制度背后有人性作价值依托。后代儒生为使儒学能更好地适应统治需要而不断修改其原典,东汉白虎会议后,儒学同谶纬神学结合而成儒教,至此,名教异化为有名无实的统治工具。面对拯救名教的时代命题,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主张,将名教的存在依据从人性提升至天道自然,通过道化儒学重塑名教的合法性。制度异化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难题,今天的中国仍旧面临此困境,横观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延续至今的自然法精神为其制度设计提供着价值支持。大制不割,唯有扎根于被认同的价值中,制度才能保持生命力。追溯历史,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来解决今日难题。     

从魏晋名士看鲁迅面对传统文化的矛盾——由《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起

在"五四"时期,鲁迅是作为彻底批判传统的战士形象出现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被民众誉为"民族魂"。实际上,在鲁迅的思想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将鲁迅与魏晋名士阮籍、嵇康比较,以从中分析他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立场与他选择地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与文化素质的事实,两者之间存有无可疏解的基本矛盾。     

王弼哲学新论

魏晋特殊的社会状况催生了王弼以无为本的玄学。在本体论上,王弼以《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为依据,声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接着,王弼进一步追究万物存在的原因,在价值观上"崇本息末"。王弼贵无论将《老子》被万物生成论遮蔽的本体论度越为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的融合。在此基础上,王弼由"言意之辩",通过卦、卦象来体察意义,由此"得本知末"来体认"崇本息末"。"崇本息末"和得意忘象的形而上学经过性情善恶之辩,最终落实到社会层面,那便是名教本于自然。     

魏晋时期庄学发展探析

魏晋时期由于政治腐化,社会动乱,打破了儒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格局,思想界迸发出了不同的思想理论和追求。加之此时士子们对于个人内在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的觉醒,从而促使庄学思想形成了大发展的景象。魏晋时期,庄学从复苏发展到大炽,这既有时代的客观因素的推动,也有庄学内在思想的契合,最终迎来了庄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以《徙戎论》为例试探魏晋夷夏观

夷夏观是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其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思想并融入治国理念和具体政策之中,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魏晋时期以江统等人的夷夏观为代表,带有一定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将以《徙戎论》的观点为代表,探讨夷夏观在魏晋时期的演变,徙戎观点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及历史评价。     

《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现状

庄子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是道家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庄子的生态美学具有独特性。庄子通过对人间苦痛的感受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从而产生了自己的生态美学思想。"道"是庄子生态美学的最高范畴。庄子主张顺从自然、敬畏自然,并且超脱自然生命,从而到达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庄子的思想充满了生命的情感,他主张遵循自然运行规律,并且推崇无为无功,执着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美感。     

托志老庄：身处魏晋玄风中的郭象

魏晋玄学由汉末的清谈、清议发展而来,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哲学思潮。魏晋玄学在主观上是为了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而在客观上却宣扬了老庄思想。郭象就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注解的《庄子》可谓独步千古,也使他成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     

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繁盛之原因探析

自魏晋时期开始，山水田园诗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固定下来，并开始得到广泛发展。特别是在唐代，山水田园诗得到了高度发展，出现了大量写山水田园生活而著称于世的杰出诗人。而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繁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道、儒、佛的思想影响力，隐逸之风的盛行，以及魏晋时期山水田园诗所提供的艺术借鉴。     

先秦儒道多维度“天人”模式与科学发展观

一些学者一般地理解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狭隘的、不完整的。先秦时期儒道两大学派形成了丰富的、多样的天人模式,这种多层次、多形态的"天人"模式同样蕴涵着中国先人对社会发展深刻的、科学的思维和理解。正确阐发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天人模式的多维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合理把握与借鉴当代科学发展观所汲取的传统思想资源。     

嵇康的隐逸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嵇康的隐逸思想是其自然论的玄学思想的一部分,为了摆脱世间种种矛盾的束缚,转而追求人与"道"的融合的人生至境,呈现为平和安宁的状态,这种状态称作自然。这种思想既是对传统隐逸精神的继承,又因其历史承担精神焕发了个性的光辉。     

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道德的批判

五四以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视角,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批判,揭露了孔教与帝制的密切关系,指出了纲常名教的不平等本质,挖掘了孔教盛行的社会经济根源,检讨了传统贞节观和婚姻观的弊端,并运用阶级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辩证地分析,在指出其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主张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历史形成及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廉政思想、革命先辈的廉政风范、红色家庭的廉政作风、久经磨砺的廉政品格、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的历史形成,经历了"正定时期"、"福建时期"、"浙江时期"、"上海时期"、"北京时期",尽管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主要特点一脉相承,即高度重视党风党纪、从严治吏、铁腕反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利于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利于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利于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文化之批判述论

"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五四时期,一些思想家对封建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就集中在孝道上,他们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危害及虚伪性,并对建立新型的家庭伦理关系提出了新见解.应当客观公正地评估五四时期思想家们对传统孝道之批判,把握其中得失,为建设健康人道的新型家庭伦理提供借鉴.     

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开放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胡汉文化剧烈冲突、各民族之间文化互相吸收与融合的时期,社会存在着浓厚的开放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开放主要表现在"魏晋风度"、社会生活的开放以及当时妇女的自主、平等意识等方面.     

“道法自然”与不言之教——中国道家美学思想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在"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不言之教"的文化教育理念,同儒墨所谓的言语教化、礼仪教化等思想有诸多不同,其最大差异为突破了"言语是非"之争,偏向于佛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思想。"不言之教"不等于"不可学"、"不可教",而是遵循人性的自然之法,实现其教育的无为而无所不为。"不言之教"在中国传统显学教育方式之外展现了深刻的教育启迪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