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及其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公共卫生体系较为健全、公共卫生基础较为坚实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较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是在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传染病疫情防控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并受到美国政治体制及其所决定的卫生体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状况和对卫生安全形势认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可分为疫前应急准备机制、疫中响应机制和疫后恢复机制三个部分。把公共卫生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规划应对措施,并将之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强调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和卫生援助,是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和响应措施的主要特点。目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存在的内在缺陷。在新发传染病疫情高发的全球卫生形势下,研究美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及教训,对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疫情暴发,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东盟间的国际危机管理合作——基于博弈分析的角度

中国与东盟共同面临着各种危机,双方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共同的利益。本文运用博弈论,对中国与东盟在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SARS危机、禽流感、印度洋海啸等国际危机时进行合作的发展历程作了分析。从合作的广度、深度等看,中国与东盟间的国际危机管理合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新进程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东亚悲剧"阴影对东亚区域仍产生消极影响,但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积极推行"开放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运用超越"雁形模式"的"平轴模式"概念,可以更好地解析东亚国家强化区域认同,加强互信互助,推动联合抗击疫情的制度化区域合作进程.而泛东亚的"胡桃模式"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盟+中日韩"合作内核机制及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协调的外壳机制构成的双层跨区域合作的复合型框架的建构.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美两国应建构一种"双核模式",以防止滑向冲突,积极地相向而行,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行将终结,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区域的聚合,促进世界形成区域间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立体性网络化全球社会.     

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应对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在各国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放弃或减少恐怖袭击活动,反而是利用此次疫情,重新部署力量,加大了组织宣传和招募成员的力度,预谋或已经在常住地实施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从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现状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恐怖分子开展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反而利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开展活动.并且国际恐怖主义还有可能利用这场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制造混乱,袭击本已经遭受疫情创伤的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需注重研究个人在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恐怖组织信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基础,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标本兼治,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恐怖主义.     

团结合作是战“疫”最有力的武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4点倡议,即"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是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为全球战"疫"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

美国未能有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遭到疫情的沉重打击,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策机制在结构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由纵向和横向双重分权制度所决定。纵向上,联邦制决定了各州及地方政府掌握州内疫情应对的决策权,联邦政府则在国际和州际的疫情防控、给各州提供资源支持方面拥有决策权。横向上,分权与制衡使得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分支都拥有不同方面和程度的疫情应对决策权。在双重分权的阴影下,美国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困境在于:面对国内的突发性重大危机,联邦制使得应对决策难以"全国一盘棋";分权与制衡使得重大应对决策难以迅速做出,决策司法化突出;双重分权使得决策受到高度制衡,相互嵌套,政党极化加剧,决策机制难以迅速做出有力的、科学的决策。在决策机制困境这一结构性限制下,特朗普政府应对能力欠缺和政党极化加深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困境。     

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看中欧战略关系的局限性

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中欧广泛的战略共识是双方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对于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的中国与欧盟而言,联合国安理会无疑是促进双方战略合作、实现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舞台。但是在极具重要性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欧非但很少进行互动与合作,还表现出明显的分歧。本文通过分析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程以及欧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探寻欧盟本身的分歧、美国的负面影响、中欧双方在战略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分歧等三方面因素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阻碍和制约。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美元因素

国际美元本位制使美国获得了主导东亚地区货币政策的软权力,国际美元本位制的"特里芬困境"对于东亚共同货币的构建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外部效应.东亚美元化削减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所得收益,而强势美元政策使东亚国家面对美元霸权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货币合作最终目标的实现.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一种理想化的共同货币区模式仍然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如何利用和应对美元的影响则是东亚国家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中欧太空合作分析

作为全球公地之一的太空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领域。中欧双方都有在太空合作的需要,而且可以从合作中收获诸多好处。中欧太空合作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中国与欧盟层面、中国与欧空局层面和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层面,迄今合作成果丰硕,为世界树立了太空合作的典范。当然中欧太空合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也就是需要解决太空合作的定位问题、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问题、太空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如何约束太空武器化问题。但总体上,中欧太空合作前景光明。     

美国和越南军事合作的新变化与未来走向评析

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美国和越南的军事合作持续升温,在各个领域均有所突破。美越军事合作强化的态势由双方战略利益诉求所决定,中国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美越之间这种合作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它不仅不会有效应对所谓的威胁,还将引发新的动荡。     

2020年代动荡局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本文旨在描述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动荡不安、充满极端不确定性因素和多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开展经济合作的前景。文章指出，在去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及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性质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文章认为，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为俄罗斯和中国在贸易、外汇、技术和能源等众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新大国协调继承了传统大国协调通过外交会议、协商来决策的方式,治理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看,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起领导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发现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是新大国协调最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种一国领导、多国合作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协调的治理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由于这种领导的存在,新大国协调产生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形成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大国共同立场、应对国际危机的大国集体反应、其他大国对美国身份的认可以及美国对其他大国分配治理任务。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评析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政府基本都将反恐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优先议程之一。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原因，长期以来，东南亚可谓是恐怖主义活动多发地区，并被美国视为反恐的“第二战线”。而选择与域外大国进行反恐合作是东南亚国家进行有效反恐的主要路径之一。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主要通过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展开，以多边合作、小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为主要合作形式，以共同签署反恐宣言与决议、举行反恐联合军演、共建反恐机构与情报共享中心和反恐援助等构成合作的多重途径。历经20余年，这一合作逐渐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层网络化架构，并取得了诸多成效。然而，由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反恐目标与能力方面的不对称性、合作机制的低制度化以及和美国参与的间接性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仍影响了合作的深化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     

南海地区新局势、新挑战与新思路——2023年度“南海论坛”综述

2023年南海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危机频发,南海问题依然是全球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和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应对亚太海洋安全新形势,相关问题亟须深入的探讨与总结。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3年度“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南海维权维稳斗争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美国与小多边机制干涉南海的挑战与应对、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历史视角和法律斗争新态势与新挑战,以及增进南海合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面对法律、认知、话语斗争等诸多形势变化,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证据链建设和话语权构建,结合具体条件重塑相关实践的规范性,增进南海合作和共同开发。     

“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南省高校对非教育合作:基于孔子学院建设

2008年12月,由长沙理工大学和利比里亚大学合作共建的湖南省第一家非洲孔子学院-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成立,这是湖南省高校和非洲地区教育合作的创举。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截至2020年10月,湖南省高校在非共计创办了4所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为宗旨,课程内容形式多样、定位清晰明确。新形势下,湖南省非洲孔子学院如何克服师资物资匮乏、办学模式单一、文化传播受限等难题,尤其是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且在部分国家未得到有力控制的局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从国际合作视角审视美国对华缓和的动因——以反劫机国际合作为例(19691971)

围绕是否邀请中国参加1970年底、1971年初召开的两次修改、制定反劫机国际公约会议的问题,西方国家之间及美国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为了既不影响美国对中国等所谓"分裂国家"的联合国代表权的既有政策,又尽可能地实现这些国家对反劫机国际公约的认可,经美方提议,《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均采取了"多方保存"的方式。这场争论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既需要中国积极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性威胁,又不愿改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应拥有合法地位的政策。此外,从这场争论的过程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邀请中国参与应对全球性威胁的国际合作,已成为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因。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