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修订和补充。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但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新时期,要本着政治上放眼全局、经济上互惠互利、安全上"斗而不破"等思路和策略发展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印关系的新一轮调适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格局与亚太地区秩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美国不断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受中美竞争加剧影响,曾经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众多中小国家或将面临选边站队。对于中美而言,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或中等国家将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其中只有印度尚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而印度根据自身利益,在"印太战略"中更注重印度洋与东南亚地区,更强调战略自主和大国平衡。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将成为缓和"印太战略"压力的关键。虽然中印双边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但在两国领导人的努力推动下,中印关系将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对话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为什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的安全形势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理念是如何演变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作何评价?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和热议,为此我刊特约请著名军事专家、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徐光裕将军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实施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是"以对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它申明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具有直接约束力;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坚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它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发起贸易"337""232"和"301"调查,对相关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威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侧面,即把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为此要竭尽所能阻止中国高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不利局面。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影响与中国的对策建议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逐渐将前任政府的"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具有向网状结构转化、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目标、以海上安全合作为战略重心的特点。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可能对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海上安全环境和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影响,中国需要采取措施,通过采取一国一策分化联盟、推动中美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中俄海上安全合作、发挥其他多边机制的对冲作用等方式积极应对。     

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分析与比较

安全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对其安全问题综合性、理性化的认知,它能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起到指导作用。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它们的国家安全观对两国关系和国际社会都有重大影响,而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条件等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

冷战结束以来,联盟与分化联盟的思维始终贯穿于美国历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中。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外交安全战略虽尚未定型,但在国际安全层面仍然延续了联盟思维。本文认为,楔子战略是美国目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联盟预阻,即致力于预先阻止亚太地区形成任何反对美国的潜在安全联盟或联合。楔子战略的具体运行机制主要依靠"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的"认可"及"补偿"两种手段,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分化压力,在利诱一方的同时施压另一方,并利用美国在特定国际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撬开并扩大目标行为体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罅隙,从而获取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美国基于威胁制衡理论及联盟预阻思维,仍然寻求在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以谋求其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利益。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应对。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探析

21世纪以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调整为"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都有明显体现。从根本上讲,美国转向"战略竞争"是其规制中国的图谋失败所致,同时也是其内政外溢的一种必然结果。对中美两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更多的合作领域,避免"战略竞争"升级为战略冲突。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未来铺路

<正>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在2010年5月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提出了"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中美何以能和平共处?——英德、美苏关系的历史启迪

研究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具有紧迫性,而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两个案例都具有借鉴意义。着眼于历史,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均实现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这值得汲取经验并吸取相关教训。中美要实现和平共处,从中国的角度看,应塑造两国共同利益,使其转化为和平共处的正资产。中国应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周边问题上绝不妥协,通过战略压力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地区权益,避免美国过度逼迫中国而导致两国擦枪走火。此外,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并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以使双方及第三方保持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要促使美国严格约束其亚太盟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关系,不仅在双边层面加以提升,在吸收其加入周边的相关机制时,经济收益需适当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考量。中国还应从政府、学界等层面有效引导国内民族主义。     

德国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战略

二战后,德国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很长时间内,有"政治侏儒"之虞.随着国家的重新统一亦即新时期的开始,德国作为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立即开始重新思考和全面构造自己的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社民党自上世纪末执政以来,在这方面态度更为鲜明,坚持不渝地精心策划,使德国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战略有了清晰的构想与蓝图.     

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人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但目前却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和中国快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2012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公报"来引导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框架以确保两国互利共赢关系不受经济争执焦点及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     

国际格局的两极态势与中国中东战略的选择

21世纪的国际形势和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国际格局和中东格局将呈中美两极态势,国际博弈将主要在中美之间展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在国际问题和中东问题上呈现出焦躁矛盾心态;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在参与国际和中东事务上表现出谨慎的犹豫心态;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复杂,总体上将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面对中东的持续动荡、美国霸权、"伊斯兰国"威胁、俄罗斯重新介入中东事务等问题,中国如何介入中东事务,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威胁,是否需要在中东建立支轴国家,中国的中东战略如何破题,均面临诸多选择难题。中国可以通过发布具体的中国中东战略报告,向世界明确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立场,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中国方案,以此实现中国的中东战略目标。     

从奥巴马政府的考量看习近平主席访美

<正>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双方面向未来规划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访问,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影响。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中美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中美关系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此次美国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有着多重的考量。首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权重不断上升,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邀请习主席访     

欧盟在中美之间的艰难选择——基于“蛋糕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要求欧盟国家与其联手遏制中国,抵制中国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欧盟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为欧洲诸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传统盟友美国,另一边是给欧洲带来经济利益的合作伙伴中国。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欧盟实际上在实施一种“蛋糕主义”的平衡策略,即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保持一种矛盾和摇摆的立场,同时它们也希望能够避免因得罪任何一方而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欧盟国家非常清楚这种策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从根本上提升欧盟的防务能力和外交自主权,才能拯救欧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欧洲。中国需要认识到欧盟目前的骑墙状态无法长期持续,因为美国如果加大对欧盟的施压力度或者对欧盟作出更有利的安全承诺,欧盟国家大概率会回归美国的怀抱,进而联手应对中国。对中国来说,应该鼓励欧盟“不选边站队”,因为总体上让欧盟偏向中国是不现实的,欧盟能够保持中立对中国来说在理论上是一种次优选择,在现实中也可能是最优选择。今后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欧盟的战略空间可能会缩小,需要在中、美两强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生成逻辑、实践价值与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论述,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形势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生物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内涵、提升生物安全治理水平以及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对生物安全挑战,既需要战略引导下的大国决断,也需要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应进一步采取多元而综合的治理手段,提高维护安全的能力,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在推进生物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应以顶层战略设计为先导,以法制体系构建为基础,以科技攻关为核心,以治理机制建设为关键,以国际协作为动力,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