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的犯罪成本

犯罪人实施犯罪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国家和社会控制犯罪更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犯罪成本理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犯罪,分析其影响因素,从而探寻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方法。我国目前关于犯罪成本的议论颇多,我们要重视犯罪成本理论的作用,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以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来减少犯罪,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犯罪问题都归咎于犯罪成本问题,另外犯罪成本的提高要合理有度。     

铁路客盗犯罪情境分析与防治对策

客车盗窃犯罪是铁路运输领域最为常见的犯罪之一,与普通盗窃犯罪相比,客车盗窃犯罪具有点、线、面的动态性与关联性,在犯罪情境方面两者存在较显著的差异。铁路客盗犯罪的情境因素有:列车内部封闭致使犯罪机会增多;旅客侥幸心理降低了犯罪实施难度;铁路公安机关监管存有漏洞减少了实施犯罪的风险。相应地,在防治方面,可以通过对犯罪目标进行重点加固和做好出入口控制来增加犯罪难度;通过完善列车治安联勤工作和加强信息化建设来增加犯罪风险;通过督促旅客尽量不随身携带大量贵重物品和建立治安联防机制来减少犯罪收益;通过加强对犯罪人的疏导和提前干预以及阻止模仿来减少犯罪刺激;通过设定规则和加强提醒说明来消除犯罪借口。     

论角色扮演对犯罪心理的影响——基于“黄勇系列杀人案”的分析

黄勇杀人的动机是为了体验杀手心理,其系列犯罪展现了杀手角色扮演的全过程,表现了杀手角色扮演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由黄勇案件可以看出,犯罪角色的扮演不仅可以激发犯罪动机的产生,而且也是支持犯罪人实施连续犯罪、系列犯罪的心理基础。因此,改变不正当的角色心理,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犯罪决策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对犯罪决策进行经济分析。笔者认为,犯罪成本由物质性成本、非物质性成本及惩罚性成本构成。当预期刑罚成本高于预期犯罪效益,犯罪物质性成本、心理感受之和高于预期犯罪效益时,潜在犯罪人不选择犯罪;反之,则可能选择犯罪。     

关于个体恐怖犯罪的界定——以48起典型案例为切入点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加剧,近年来个体恐怖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但直到目前我国还没有将个体恐怖犯罪列为单独罪名,并缺乏对这一犯罪的界定,这导致该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以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是个体恐怖犯罪的本质.其成立要件包括:犯罪主体方面,犯罪人具有相对剥夺感,并将被剥夺感归结为他人或者社会,犯罪人通过自身努力难以改变不平衡心态；犯罪动机方面,犯罪人出于不平衡心态、报复社会或者基于其他缘由而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对象方面,其侵害的对象无特定目标,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具有不加选择、滥杀无辜的特点；犯罪手段方面,具有手段的残忍性.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状况与治理

犯罪状况是探求犯罪原因、制定犯罪对策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运用大量详实的数据从犯罪数量、犯罪空间分布、犯罪类型、犯罪危害、犯罪人与被害人情况六个方面揭示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为我国制定具有针对性、前瞻性、有效性的知识产权犯罪对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几例异常犯罪动机之分析

异常动机犯罪原因复杂 ,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表现独特。因对此类犯罪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较少 ,人们对其了解不多 ,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应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尝试、无辜对象报复、嫉妒、性变态等几例典型的异常动机犯罪的分析 ,管窥其犯罪动机形成的心理过程、行为特点 ,期望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犯罪人在时间上的常见伎俩及侦查对策

时间是犯罪的要素,也是智能犯罪者耍弄伎俩实施犯罪或蒙蔽侦查机关的重点.清醒地认识这些伎俩并在侦查时采取适当之对策非常必要.当前犯罪人在时间上的常见伎俩是:不仅指使他人犯罪避开直接犯罪时间而且指使他人当"替身";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假证,而且采用调改时间指示或假去外地返回犯罪等;不仅间隙短时作案,而且当面用极短时间实施犯罪而不使人发觉;采用一些智能性伎俩拖延犯罪被发现时间;分离犯罪和危害出现时间、犯罪时间无规律、共犯分割作案时间等.对此应采取反面设想、细化调查,侦查实验、验证时间,从其他作案条件着手,秘密侦查获取犯罪证据,对嫌疑人或证人测谎等侦查对策.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与政策规定研究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不成熟,缺乏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易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攀升,对此,必须引起国家的重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不能与成年人犯罪混为一谈,在刑事立法上也应该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加强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观念,努力达到惩罚与保护相平衡,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完善的刑法体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     

浅析菲利犯罪学思想及当今之思考

菲利将社会学因素引入对犯罪原因的研究,认为犯罪是"社会学因素""自然因素"和"人类学因素"相互共同作用于人的结果。对犯罪进行社会预防是比单纯的刑罚更为彻底和有效的预防减少犯罪的措施。此理论对今天我们研究犯罪,进而预防和减少犯罪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浅析犯罪的心理预防——以贪污贿赂罪为视角

人类的各种行为都能从心理学角度得到科学的解释,犯罪活动也不例外.犯罪的预防不仅需要外在的社会控制,更需要内在的心理防范.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从外部环境和个体内因两个方面对犯罪心理产生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了犯罪人在认知、情绪、意志等方面具备的心理特征,提出了四种犯罪的心理预防措施.     

浅议犯罪意志力

意志是一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也是社会生活或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概念。意志力主要解决的是主观和客观不适应的问题。本文是从犯罪意志力的研究历史出发,讨论犯罪意志力的表现如何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犯罪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及同一阶段不同的犯罪人,意志力的表现不同。     

公司集资类犯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以公司为主体实施的集资类犯罪的客观行为一般比较复杂,存在多人共同实施、多环节分担实施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方面从证据上难以证明部分员工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存在直接故意,其犯罪主观故意难以认定;二是公司员工之间的分工比较明确,个别员工实施的行为从外观来看,几乎与公司所从事的集资犯罪没有明显的关联,其共同犯罪行为也难以认定.但他们的行为却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具有促成和加工作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出路在于,主观上可以引进间接故意理论来解决部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客观上采取“同心一体说”来解决其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     

犯罪本质新论

目前关于犯罪本质的认识主要包括法律本质观、政治本质观和社会危害性本质观。关于犯罪本质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犯罪本质不宜由其他现象来界定,不宜由社会危害性来界定,也不宜用关系属性来界定。关于犯罪的本质,应该从三个层面把握:犯罪的本质是一种不见容于社会的心理态度,犯罪的本质属于心理的"自我"层次,具体犯罪的本质有所区别。     

共同犯罪人自首问题刍议——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共同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可以说是刑法理论中最为复杂的理论之一,它涉及刑法学的各个领域,一直以来是刑法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正因为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庞杂,内容繁多,要仅在《论犯罪与刑罚》第37章——《犯意,共犯,不予处罚》中论述完整,面面俱到,有强人所难之处。因此笔者就该书在共同犯罪一章中,所提到的共同犯罪人的自首问题,展开详细的探讨及补充,以期能够为共犯理论的丰富完善添砖加瓦。     

“黑箱”证明及其纠偏——以“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的证明和传统犯罪存在不同。“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的犯罪成员、被害人和犯罪资金较多,查证存在困难,特别是关于具体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份额”更是难以证明。司法实践中常以“综合认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予以认定,出现了“黑箱”证明。“黑箱”证明不仅会影响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也容易引发具体犯罪人的量刑偏差。“黑箱”证明的纠偏需要补强量刑证据,优化印证,同时也需要推动刑事诉讼思维理念的现代化。     

试论公交纵火犯罪的情境预防

近年来,公交纵火等恐怖性袭击活动高发,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公交纵火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失意性、犯罪对象的随意性、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公交系统的不可控性等特点,其发生具有犯罪主体、社会环境和传媒方面的原因。通过导入情境预防这种犯罪预防模式并恰当地加以运用,改造犯罪可能发生的具体情境,从而消除犯罪机会和条件,加大犯罪行为的困难度和风险性,有望有效减少公交纵火案件的发生,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     

基于情境预防理论的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机理与路径选择

预防农村基层领域的腐败犯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与传统腐败预防相比,情境预防是一种低成本、周期短、效果好的犯罪预防手段。基于情境预防理论,通过对扶贫领域腐败犯罪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犯罪情境因素的分析,从初始阶段、习惯阶段和中止犯罪阶段设置减少"微腐败"领域腐败犯罪刺激、提高腐败犯罪的难度、降低腐败犯罪回报的情境,可达到扶贫领域腐败犯罪预防之目的,并为"后扶贫时代"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提供思路与方法。     

系统理论在我国社区工作中的应用

社会工作常常强调"人在情境中"的思维方式,要求把人们所遇到的问题与环境结合起来进行剖析。系统理论中"整体"的概念也要求把人和其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统一体看待,与"人在情境中"有异曲同工之妙。试图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并结合社区工作的具体实践,来阐述系统理论在我国社区工作中的应用。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