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促进刑法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纪念97刑法典颁行10周年感言

刑法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刑法立法工作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刑法立法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刑法学者参与刑法立法意义重大。1997年刑法典具有时代特色并获得了重大改革和多方面进展。晚近1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成就斐然,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的完善方式值得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刑法的改革,应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强化人权保障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并着重致力于死刑制度改革、加强人权保障和应对时代发展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努力探索刑法改革的科学方式。     

我国内地特别刑法立法之演变及其对澳门特区的启示

特别刑法是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规范.中国内地的特别刑法立法经历了1979年刑法典之前的单行刑法及其之后的大量特别刑法以及1997刑法典之后的少量特别刑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优劣互现、利弊并存和得失兼具的特征.而澳门特区的特别刑法立法是其现行刑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较多,特别刑法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地与澳门现行刑法规范中特别刑法立法存在数量、地位和前景方面的差异,内地特别刑法的演变道路以及立法机关对刑法立法从应付性、经验性立法思路转向统一性立法格局的走向都值得澳门特区借鉴.     

澳门特别刑法之评析与完善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体系中 ,特别刑法是指除刑法典之外的其他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 (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 )。本文通过介绍澳门特别刑法之历史演变及其立法现状 ,客观地分析了澳门特别刑法的基本特征 ,并着重对澳门特别刑法在立法与内容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评析 ,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我国附属刑法与刑法典衔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简

附属刑法是刑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然而,我国当前却存在虚置附属刑法而完全依赖刑法典来治理犯罪的现象。为进一步发挥附属刑法的功能和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单一刑法立法模式,转而采取多元的刑法立法模式,并重构附属刑法规范的结构,以期实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良性互动。     

我国附属刑法与刑法典衔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附属刑法是刑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然而,我国当前却存在虚置附属刑法而完全依赖刑法典来治理犯罪的现象。为进一步发挥附属刑法的功能和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单一刑法立法模式,转而采取多元的刑法立法模式,并重构附属刑法规范的结构,以期实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附属刑法:实现刑法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存在将有关行政法等部门法律直接引向犯罪的趋势。这不仅导致了附属刑法的弱化,甚至使附属刑法的作用被忽视,还对我国司法实务的操作造成了不便,将本不该由刑法规制的行为错误地划分为犯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并不存在的附属刑法。附属刑法本身具有实现维系刑法典稳定、衔接刑法与各部门法、为刑法提供持续性保证的功能。其具有实在内容、又以刑法典为基础和本源,故附属刑法是可以修正刑法典并达到刑法对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形式。     

关于我国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思考

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从理论上讲,存在刑法典模式、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特别刑法模式、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四种不同类型,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下有讨论意义的是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与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决定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三个方面。我国当前以刑法典为主的金融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必然性,而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改采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同样具有必然性。     

隐私权刑法保护双轨制立法模式之提倡

隐私权是一项新生成的基本人权,需要刑法对其进行悉心周密之保护。隐私权具有一般人格权之属性,不确定性是其重要特征。刑法欲保持对侵扰隐私行为的及时有效规制,则必须频繁予以修改方能适应隐私法益保护之需要。刑法典视稳定性奉为圭臬,因此难以独自保护变动不居的隐私法益。而以附属刑法和刑法典相互补充的刑法双轨制立法模式能够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体系,从而更有效保护隐私法益。     

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二者之间的内容替代、形式同一、层级效力等同的关系 ,以及刑法修正案的以制定权为内容的增设新罪功能 ,决定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刑法修正案的做法值得反思 ;与单行刑法对刑法进行修正比较 ,刑法修正案具有较多的优越性 ,但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其功能上的局限性决定刑法修正案不应是修正刑法的惟一模式 ,有时仍然需要通过颁布单行刑法乃至于全面修订刑法典来弥补。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

美国联邦尚无刑法典,然自建国后,联邦一直致力于刑法法典化,从1790年《治罪法》至1948年《联邦法典》第18主题,到1982年《联邦刑法典草案》,长达200多年的刑法法典化事业至今未竟。联邦刑法法典化呈现独有品性,即启于内外因素双重驱动、历经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本体即权力扩张与限制、价值思维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统合。联邦刑法法典化目的理性,其搁浅缘于工具不善。基于现有刑法不力、刑法治危机以及刑法典的天然优势之事实,结合刑法有效、公正、人道之目的,得以推导出刑法法典化仍需继续之应然结论。未来,联邦刑法法典化之路仍旧遍地荆棘,而联邦刑法典能否问世,取决于美国所动用的实践理性。     

追问刑法精神

所谓刑法精神 ,是指贯穿于刑法之中 ,作为刑法之基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基本观念或理念。刑法典为刑法之形 ,刑法精神为刑法之魂。我国刑法在基本立场或基本精神上更加接近于古典派 ,更准确地说 ,是接近于新古典主义 ,带有明显的折衷或调和色彩。刑法精神(此处特指刑法典精神 )应当是一国整个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精神 ,一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精神必须统一于刑法精神或曰刑法典精神     

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

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一个立法政策由单一从严到宽严相济、立法数量由少到多、立法内容由单一到综合的过程。我国刑法修法总体上坚持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刑法立法的民主性得到了较大提升,刑法立法日趋科学,刑事法网愈加严密。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应当坚持理性的立法观,合理回应重大社会关切,坚持适度犯罪化与适度非犯罪化相结合,坚持刑事制裁的轻缓化与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在立法模式上,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继续坚持统一的刑法典模式,适当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职权,实行相对严格的法律案三审制,并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     

五十稿成就刑法典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已经达到446个,而1979年刑法仅规定129个罪名。＂这个数字变化说明我国刑法的规定日益精细、严密。＂曾参与我国两部刑法典起草工作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 回顾我国刑法立法进程后发出感慨。他告诉笔者，1979年刑法起草共有38稿，1997年刑法起草共有12稿，合计50稿，“这50稿最终成就了1997年刑法典!’．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亲告罪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亲告罪的立法形式、罪名种类和亲告条件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两地刑法典的总则和分则都规定了亲告罪,但所用的"告诉"概念,其含义及与"自诉"概念的关系却是有区别的.内地刑法中的"告诉"是向人民法院告诉,告诉是自诉的一种情况;澳门刑法中的"告诉"是向检察院告诉,告诉与自诉之间彼此独立.澳门刑法中亲告罪的罪名数量明显多于内地,其内容所涉范围更为广泛,条件较为具体.目前,内地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的,这一比较有助于亲告罪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30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下)

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价

刑法功能是指刑法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属于纯理性的范畴。其实际作用和追求必须要通过现行刑法典表现出来。我国新刑法的制定与过去条文相比有很大变动，同时也给新刑法功能的价值追求带来深层次的影响。因为“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是从刑法价值意义上说的刑法功能”，所以...     

析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两部刑法典都是客观主义性质的刑法典,1997年对1979年《刑法》的修正只是立法技术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刑法基本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无法说明我国刑法的基本性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法益侵害说存在缺陷,应同时考虑规范违反说才能正确解释刑法规范的性质。     

市场信用刑法立法思考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而且是信用经济.我国当前市场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其治理有赖于市场信用刑法体系的科学构建.市场信用刑法是刑法典和其他法律关于惩处市场背信犯罪的法律体系的总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重视运用刑法保护市场信用,以专章或专节规制市场背信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严重的市场背信犯罪作了不少实质性规定,但没有明确使用市场信用的概念,更未形成科学、合理的市场信用刑法体系.应当对我国刑法典的总则和分则作出相应修改,构建科学、合理的市场信用刑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