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探究

公共政策价值指向是政策科学的元范畴,是理解与研究公共政策的阿基米德点。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自身蕴藏着社会共同的善(common good)、正义(公正)和效率三重价值向度和价值指归。然而,日常的政策活动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作为政策价值危机的降解途径,善治、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竞争性政策体制不失为降解乃至消解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的一剂良方。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墨西哥的政策调整与民主转型

墨西哥一党制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呈现出渐进性、长期性、平和性等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墨西哥的威权统治者在缓解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政策调整和政治结构改革两种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政治结构的渐进调整塑造了墨西哥民主转型的特殊路径。对墨西哥民主转型过程的考察分析表明,公共政策是长期以来被民主化研究遗忘的视角,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治理取向还是管理取向?——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进路与趋势

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以及复杂社会下公共政策风险增加,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公共政策绩效的关注日益提高。从公共政策绩效研究角度来说,对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整体进路的梳理与把握是公共政策绩效知识创新与知识增量的内在要求。文章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背景、前提、焦点等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有两种取向,即管理主义取向和治理取向。两种取向都是以结果导向,但两者所秉持的进路不同。管理取向的进路秉持工具主义导向,研究焦点侧重于"如何实现对政策结果的客观评价以及绩效结果如何使用";而治理取向的进路则试图超越工具主义导向,认为绩效实质上是社会建构,其研究焦点侧重于"绩效评价的合法性以及绩效生产过程"。就中国实践需要而言,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价值,需要在实践中整合两种取向的研究,而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将为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     

公共政策的三重异化:表现、原因及治理

公共政策作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工具,存在三重异化情景:公共性困局、短视效应与工具理性的霸权。三重异化均会对公共政策本体、政策系统甚至政治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侵害,并在最终结果上带来公共利益的净损失。现实中造成公共政策异化的原因主要有:政策主体"自利性"驱使、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失衡、价值的错位选择等。因此,要保障公共政策系统运作质量的螺旋式上升及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巩固,必须通过培育和强化政策主体的公共精神、寻求政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平衡及建立合理的价值甄选机制等途径来有效地治理公共政策的异化现象。     

第三条道路:社区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西方,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诸多危机的加深,很多社会问题通过市场和个人难以得到有力解决,也难以通过国家得到有效解决。这催生了一批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的思考,认为国家和市场并非非此即彼,在国家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社区这一"第三部门"。他们以"社区主义者"自居,掀起了一场"社区主义"运动,形成了"社区主义"理论学派,并号召走第三条道路——以"社区至上"为特征的"社区主义"之路。社区主义理论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了解和研究社区主义,不仅能打破国家和市场/个人的两分,也能为中国社区的重建与振兴提供参考。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指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即体制内主体。规范的政策主体应具备三种属性,即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它们共同构成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对政策系统和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