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检查的立法比较与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前,我国立法规定治安检查权主要适用于公共领域;在针对公民私权利方面,法律仅设定了对公民人身及其物品的检查权,不包括对公民住宅的检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明确地将治安检查权范围扩张到公民住宅,并对治安检查权的程序作了规定。但是,关于治安检查能否强制实施等一系列涉及实践如何行使治安检查权的具体问题,还亟待明年3月1日该法正式实施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或由公安部以执法解释的方式作出明确的指引。     

浅谈治安检查权

自我国公安机关成立并开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职能之时起,检查就作为行政执法的一种基本方法,被公安机关广泛使用。治安检查主要包括办理治安案件中的检查、安全检查以及日常的监督检查。办理治安案件中的检查是一种证据调查活动,日常监督检查是一种日常的管理活动,安全检查是指对人民警察对查获或者到案的违法嫌疑人的人身及其携带的物品进行的一种检查活动。法律赋予了公安机关治安检查权,但在操作上不够具体、明确,导致实践中运用治安检查权的混乱,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有发生。因此,正确行使治安检查权,一要明确治安检查权的法律性质;二要能正确区分、理解治安检查权与刑事检查权的不同点;三要注意治安检查不当而导致的法律后果。     

论我国警察治安检查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警察检查权规定的比较零散,缺乏较为完善的规范性文件。为了适应现代法治需求,可以从规范警察治安检查权的启动、限定治安检查的内容、明确治安检查的管辖权、区别治安检查的对象、以"比例原则"规范治安检查的自由裁量权、明确治安检查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完善警察治安检查制度。     

治安软法的实践效应及完善

治安软法是指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警察规范性文件。公安机关适用的软法包括解释性、指令性、宣言性等文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安全事件治理中的疑难。治安软法具有积极性和消极性两重实践效应,积极性效应在于,软法进一步完善公安法制,缓解硬法带来的刚性冲突;消极性效应在于,软法引起基层派出所守法的不确定性,甚至是执法的随意性。有效解决的方法是承认治安软法的实际效力,同时对治安软法制定的程序、警察执法权力的规范、责任的认定以及执法的监督等做出详尽规定,才能使治安软法扬长避短地发挥其维护公民安全、公共安全的功能。     

办理治安行政案件中治安检查的法律适用

治安检查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执法程序中的一个环节,是准确收集违法行为的证据查获违法嫌疑人的行政措施之一。如何执行治安检查,已成为当前公安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确保治安检查的执行,应当深刻理解有关法律知识和法规的规定,规范治安检查的实体部分和操作程序,尊重和维护被检查对象应当享有的权益,同时对治安检查行政措施进行改进。     

娱乐服务场所公安执法的困惑与思考

公安机关在娱乐场所中执法过程中面临种种困惑,如执法依据不足,法律＂擦边球＂现象层出不穷,经营人员与警察进行＂猫鼠追逐＂,非法娱乐场所取缔难度较大,对娱乐场所人员的信息采集管控障碍较多等。为此,应完善法律条文、更新治安监督检查方式与实行常态化灵活化管理相结合、严格落实备案制度完善科技执法手段、与其他部门相结合来协助公安机关克服执法困难,做到对娱乐场所的有效管控,以保障社会治安秩序的和谐稳定。     

谈治安调解实践及法律疏失

公安执法中治安调解被大量适用,但是治安调解范围把握不准确、程序不严谨、调解方式方法简单粗放、调解案卷不规范的情况比较普遍。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治安调解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疏失,主要表现在调解的适用情形、基本程序、文书制作、起算时间等方面的规定过于模糊和粗放,导致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调解质量不高。因此,应当主要从修订法律和提高警察调解能力等方面提高治安调解水平。     

巡逻盘查中对潜在犯罪嫌疑人预判研究

巡逻盘查是公安机关预防违法犯罪活动,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经常采用的方法,《人民警察法》对公安机关盘查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执法人员专业判断差异化,导致在执法中盘查措施运用出现标签化、扩大化的趋势,不利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应当通过完善法律规定、提高执法者预判能力等途径来规范盘查权的适用。     

试论如何提升当前我国治安行政执法的有效性

警察行政执法是其执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着种种＂失效性＂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警察治安行政执法的有效性,使得公安机关能够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维护社会治安。     

盘查的法律控制

盘查具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其地位。从各国经验看,强化盘查的法律控制、合理界定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是平衡警察执法有效性与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基本方法。我国盘查措施在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借鉴法治国家经验,强化盘查的法律控制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     

治安主体要双抓——论强化非政府主体的必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政府警察机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私人保安、社会自治组织等社会治安组织也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与警察机构合作、互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我国的治安主体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此在研究治安主体时,应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加强政府主体的同时,还要强化非政府主体,两者双管齐下,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论警察权行使的原则

警察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力的运行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秩序．而且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机关只有依法行使警察权,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行使警察权力的实质就是运用警察权力对社会行为进行干预,是依据有关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行使警察权必须遵循五项原则,即法定原则、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程序原则。     

对警察适用治安调解权的若干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某些特定治安案件的方式,也是一种具体的警察权力。警察治安调解制度,让当事人双方在相互协商和让步中取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充分彰显了行使公权力的执法机关尊重和善待公民调解协商解决纠纷的私权利的姿态,表达了公权向私权有条件的回归。     

论隐私权在治安管理领域的诉求——以违法信息的公开为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条确立了保护隐私的原则,在治安管理中公安机关应当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扰。但是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公开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治安管理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公安机关在违法信息的公开中,应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平衡为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违法信息公开听证制度与违法信息查询的期限制度来对违法信息的使用及保护加以规制。     

治安管理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当转变社会治理模式、加强行政相对人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在治安管理领域,公民参与的制度匮乏、程序缺失、积极性不高等原因导致公民参与整体水平较低,影响了治安管理的效果。通过邀请公民参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建立案件公开制度等一系列方式,全力保障行政相对人对治安管理的参与和知晓,从而促进其对公安机关的理解和支持,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警察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神圣权力,但有极少数警察,将治安行政管理权、刑事执法权等公权力私有化,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警察权力过宽、权力滥用、权力交叉和权力扩张等原因造成的。     

治安检查若干问题探析

治安检查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其属性、设定、执行主体的职权、适用程序、监督救济等问题不明晰。治安检查是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设定,执行主体的职责权限要界定,实施时应遵循一定程序,同时也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     

论我国逮捕权的归属——以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为前提

逮捕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逮捕决定需要由中立的机关或人员来做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并没有给公检法机关在各自履行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再以完全中立的身份行使该权力的空间。检察权的行政性仅仅表现在运作上。以宪法规定为依据,以强化监督为目标,改良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模式,可以营造出具有中立性要求的组织形态。法院对自诉案件的逮捕决定权具有“捕审合一”的弊端,应当取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和自行侦查案件的分层监督,是逮捕权本土选择的最佳方案。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治安承包

治安承包是公共行政民营化浪潮在当下中国特定行政领域中的制度表征，预示着公私部门在公共治理中的密切合作。我国当下治安形势的严峻与现实资源的短缺为治安事务的承包提供了可能，而新公共行政理论及现代警务改革理论也为治安承包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面对治安承包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应当着重通过承包范围的确定、承包人的遴选、承包合同的签订以及绩效评估机制的引入促使治安承包的健康发展。作为秩序行政领域公私合作的典型样式，治安承包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