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趋同:一种"代"的开始

自20世纪70年代起,各地区汉语文学不约而同地崛起了被称为“新生代”的作家群体。这种“代”的涌现,实质上表达了突围传统、突围趋同的写作姿态,构成了20世纪汉语文学转型的一种开始。     

“回归”抑或惯性——对20世纪七八十代之交小说创作的思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说是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十年动乱结束)至80年代85"新潮"小说全面涌现前的七八年间的小说创作。对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思潮我们的文学史和有关研究都这样描述其过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描述不能完全概况这个     

从"现代性"到"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向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演变。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由“现代性”向“世界性”过渡与演变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多受“政治”与“革命”的制约,21世纪的文学则多与“经济”相纠缠。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总格局,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将会以新的民族性和时代风采融入世界文学之林。     

两岸视域下的乡土文学发展新动向

21世纪初台湾文坛涌现一波以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力军的新乡土小说创作的潮流。此一方兴未艾的文学现象引起海峡两岸的研究者注目。既有研究视野尚存局限,文章拟以海峡两岸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21世纪当下的新乡土小说的发展动向作为相互参照系,以两岸时空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为两岸新乡土文学在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文学源流中的发展地位建立坐标,并进一步明确两岸新乡土文学之间相互比较、借鉴和反思的意义。     

试论"官场小说"的程式化和类型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以官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它们主要以曝光官场内幕、反映官场权力斗争、描写官人宦海沉浮、揭露官场黑暗腐败为主,我们统称之为“官场小说”。其中,以描写官场的权力、斗争和官人的宦海沉浮为主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官人》、《官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工程是中国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实施的,以研制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国防工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为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我们为什么"向后看"?——20世纪中国文学新古典主义浪潮及其研究现状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一条清晰的"文化中国与大地民间"的线索,它直接对应于"世界话语与现代焦虑",展现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及其反省、自新与重生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学正是在这场痛苦的涅槃重生中创生了一个重要的流派--"新古典主义",这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最独特的贡献.但是,学界至今尚未对新古典主义浪潮进行系统的历时性梳理,更未能在诗学理论的层面展开形而上的深入研究,所以亟待从几个方面加以拓展深化.     

水光云影共徘徊——沈从文在山东大学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县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代表作有小说《八骏图》、《边城》等,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沈从文是20世纪30年代“京派”的重要作家,他所独辟的“湘西世界”,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永恒意象和美好的回忆之一。1031—1033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任教。     

"五四"评价取向的历史转换

"五四"一词涵盖了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的历史内容,它对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发展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众多思想文化问题争论,都可以从"五四"思想资源中找到源头,"五四"成了评价政治与文化问题的强势坐标.几十年来的"五四"评价,应时代权势之变化而有过不同的取向,而最重要的评价取向,则莫过于两次:一次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即"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另一次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即"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     

新生代农民工代际资产转移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80"、"90"后农村青年。2010年,由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等部门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历时3个月,在大连、东莞、深圳、福州、遂宁、广安、青岛、烟台等10多个城市调研所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是:出生于20世纪     

论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及其演进

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经历了建构、危机和生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种族论、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建构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经过欧洲文学史家的开拓,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发展到顶峰阶段,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20世纪,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遭遇到后现代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等文化思潮的口诛笔伐,陷入了危机.20世纪后期,文学人类学兴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重新获得了生机:一方面,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文学史观和比较方法论推动了文学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文学人类学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思维方式、以及文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和“文化阐释”又让文学史学面临诸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生存视角的兴起与多元的生存叙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种演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生存视角和生存叙事逐渐在文坛兴起.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存困窘和烦恼的关注,率先来开了生存叙事的序幕;对市场化转型期的企业困境根源的探究,形成了一轮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生存视角对都市青年尴尬的生存奋挣、百姓生存本相以及私人化生存空间的近距离观照,是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女性小说繁荣的基本促进因素.新世纪文学的"底层写作"的新景观,也是生存视角和生存叙事活力的体现.     

国民性格的改造与重建--20世纪文学主题综论

国民性格的改造与重建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最重要的思想主题,既包含了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扭曲病因的反思追问,又包含了对人性健康发展的祈盼和对理想国民性格的重建,由此衍生出现当代小说揭示批判国民劣根性与发掘颂赞民族性格优良美质的两种思想意向.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书写的纠结与突围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是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纠结之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1949年便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在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称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这大都未能完美地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使之真正地呈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真面貌.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模型,强化了独立的"学科意识",特别指出了台港澳文学是"现代中国在不同制度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区域性文学"[1](p82).这就为文学史在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时,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为凸显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突围的路径.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破——重读《芙蓉镇》

<芙蓉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共时性的反思文本,二是历时性的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受制于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当时许多"反思文学"并未挣脱某种政治观念的束缚,艺术潜力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相比之下,<芙蓉镇>对极左错误的根源--"阶级斗争"神话作了彻底的颠覆,不仅是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第一部彻底清算"文革"的长篇小说,也是在艺术上有重大突破的作品.     

重提"李约瑟难题"——兼评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与中国文化接触过程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科学界及学术界就"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许多探讨.近期,楚渔先生出版了<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从思维模式的角度再次触及这个问题.在目前"儒学热"逐渐升温的情况下,楚渔先生的见解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理性化叙事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问题 ,构成了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向来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当乡土叙事被纳入到现代视角中重新进行结构时 ,即呈现出乡土理念的现代哲学意蕴。从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小说叙事不仅打破了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而且深刻影响了 2 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民间理性参与乡土叙事的过程 ,是对叙事方式的不断认同与选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民间理性潜隐于乡土叙事范式 ,使乡土叙事既符合乡土民间的叙事美学要求 ,又呈现出现代叙事学的结构主义特征。     

闽西红土地文学刍议

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阶段性中国文学,它"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1]它在形成过程中又明显地烙上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作为文学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文学的写作对象的主体性是非常关键的,它必然是具有阶级性的.     

重评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学术价值及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过去学术界曾把这一文化主张视作保守主义的反动文化理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的提出符合20世纪30年代思潮转向的历史趋势,"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及其所引发的思想论战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取今复古返本开新——徐枕亚创作新论

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雪鸿泪史》置入现代中国小说史,就会发现,它们集问题小说、文人小说、诗化小说和性格小说于一身,不仅思想主旨具有启蒙价值,其艺术创新更是在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和文学抒情传统的赓续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现代中国小说艺术进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重读两部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学的递嬗变迁,从而发现古代与现代文学之间并非“断裂”关系,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