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关系浅析——以“李斯特鸿沟”消弭为线索

罪刑法定是立法完善、司法公正的源动力,刑事政策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运行的时代向导。"李斯特鸿沟"割裂了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本质联系。但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进步,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相结合成为大势所趋。罪刑法定让刑事政策的实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刑事政策让罪刑法定灵活适应现实情况的多样化成为可能。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样就更加需要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相辅相成。     

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制度之探析

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不强，弱势地位明显，在刑事诉讼中更为需要关照和保护。法定代理人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维护未成年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配合司法机关推动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已经确立了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但由于相关条文甚少，内容含混不清，有些条文又彼此矛盾，所以该制度的应有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文在研究现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对完善刑事诉讼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析。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体系性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刑罚权肆意发动的法治原则,其核心在于疏通出罪机制,以最终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是出罪原则,而非入罪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将罪刑法定原则塑造成为兼顾入罪与出罪的通用原则,丧失了其原生特性,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为被告人入罪提供支持、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以及阻碍超法规阻却事由的适用等三重现状.为克服这样的困境,力争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可通过三重构造以充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即杜绝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入罪的法律依据;建立并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与"同案同判"的内在法治联系;发挥犯罪概念"但书"的作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实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试论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诉讼程序领域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又是与刑事诉讼的主体、职能、构造等紧密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与秩序。     

罪刑法定主义的困惑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议由来已久，罪刑法定主义包含着理性层面和现实层面，这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统一。在理性层面，应该承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非矛盾性；在现实层面，必须透视其形而下的司法化问题，从立法和司法解释入手，使罪刑法定主义定位于恰当的地位并使之发挥真正应有的价值。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刍议

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探讨分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规定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异同以及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实施中存在的障碍,提出解决对策和公正的程序,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验意义.     

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技术侦查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易侵权性的特征。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实现密切相关。技术侦查立法应当体现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要求。我国技术侦查立法在措施使用范围、审查批准和执行机关以及审查程序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都存在较大争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价值取向上、立法要求上、司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协调。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但在司法上,有一些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     

略论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下）

本文探讨了有关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若干问题。所谓“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就是对刑事诉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理念。本文概述了九项基本原理，它并非是与司法实践毫无关系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对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妥协

虽然新刑法已将罪刑法定原则奉为帝王条款,让它在刑法的世界中指点江山,但本该安分守己的司法解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立法领域中给自己开垦了一块自留地,彰显着司法权对立法权肆无忌惮的侵蚀。这种冲突引发了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与司法解释定位问题的再思考。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下明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在罪刑法定的指导下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效力,在罪刑法定的释义下寻找司法解释的完善之路,使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妥协,增强刑法规范自身的体系性和妥释性。     

认真对待习惯法——以罪刑法定论视野进行观察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排斥习惯法的适用。然而司法实践中，习惯法却大量地被援引和适用。理论与实践间的落差，实际上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今面临的困境，因而我们不得不重新从根本意义上来思考罪刑法定原则及其与习惯法的关系。实际上，在后现代语境中，习惯法不应当被一味的排斥，而是应当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立法间接渊源而认真对待。     

成文法体制下的刑事司法公正

在成文法国家,司法公正的问题往往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变得突出,并使司法公正的标准、内容以及实现等问题更为复杂。尤其是在以罪刑法定为根本原则的刑事法治领域,司法如何在保证成文法尊严与权威的情况下实现绝大多数的公正意义重大。     

畋论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上）

本文探讨了有关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若干问题。所谓“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就是对刑事诉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理念。本文概述了九项基本原理，它并非是与司法实践毫无关系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对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