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正义:当代刑事政策的新理念

整个刑事政策的历史以及现代各国刑事政策的主流,都是以报应性正义为指导的,而现代各国犯罪率特别是再犯率居高不下,使人不能不对报应性正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产生怀疑,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一种新的正义目标:恢复性正义,并以各种方式去实践。     

理性对待流动青少年犯罪

流动青少年是犯罪的高危群体既具有人为建构的色彩,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造成流动青少年犯罪率相对较高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城市管理中对流动青少年的社会排斥。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逐步让流动青少年享受同城待遇,消除对这一群体的各种社会排斥,是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政策选择。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改革,更需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论刑事政策学的基本内涵与研究对象

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在理论逻辑上界定为“刑事政策”,在基本层面上可以明确限定为同犯罪防控相关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既包括以刑事法律为表现形式、以刑事类措施为手段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还包括不具有刑事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具有刑事类措施的手段特征、但是具有防控犯罪价值内容的其他社会公共政策。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刑事政策学的宏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的内涵界定与关系属性,中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的结构体系与运行过程,微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中的刑事法律政策。     

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前,日趋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给家庭、学校、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居高不下的青少年犯罪率使社会各界深感忧虑。因此,加强青少年犯罪研究,切实做好青少年犯罪防治工作,无疑是摆在每一位青少年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严峻而又紧迫重要的课题。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当前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犯罪率居高不下。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基本环境,它在青少年身心健康、品德形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当的家庭教育方法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有效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必须提高家长素质,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营造和谐家庭环境,注重家庭教育方法,抓住家庭教育这一关键环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犯罪容忍度:对一种犯罪观的随想

长期以来,人们和政府都把消灭犯罪作为一种奋斗目标,这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犯罪的客观认识,并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的失误.而"犯罪容忍度"观点则承认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接受犯罪无法消灭的现实,客观地认可犯罪的存在,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国家不以消灭一切"阳光下的罪恶"为己任,而着重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必须制止的犯罪行为进行惩治,使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醉驾行为的规范理解和情景预防——从犯罪学视角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的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应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一条新路径。     

我国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我国有倾向于质的差异说、倾向于量的差异说、倾向于质量差异说及双重性质说等四种较具代表性的行政犯性质学说。在我国,对行政犯性质的认定,则既要在立法上区分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何种行为仅构成秩序违反行为,又要在解释论上解决行政犯是否排除部分普通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     

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试论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定型性行为类型,具有定型性、侵害性、有意性和有责性等特征。在规定某一种犯罪的条文中可能包含另一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区分的关键是看行为具有哪种犯罪的实行性。同一种实行行为既能包括既遂、未遂、中止等多种构成行为,亦可成为构成行为的一种。     

论变态心理犯罪的特点及其预防

变态心理犯罪的根源是犯罪行为人的精神异常。变态心理犯罪没有明确的动机或其动机十分荒谬,其犯罪行为依心理变态的不同表现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变态人格和性变态者的犯罪行为较为复杂、隐秘,而精神病患者与智能缺陷患者的犯罪行为却较为简单、突然。基于变态心理犯罪的根源、危害和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预防这种犯罪行为的立足点就是减少变态心理的发生和对业已发生的变态心理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     

浅谈数罪并罚的几个问题

数罪并罚体现了刑罚的目的，是我国刑法适用基本制度之一，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及有罪必罚、一罪一罚原则的必然要求。文章对数罪并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重婚罪疑难问题研究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无效婚姻可以成立重婚罪。我国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在罪状表述上照搬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对事实婚姻加以认可,导致同时娶两妻在定性上的矛盾。因法律重婚而构成的重婚罪是结果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之日开始;因事实重婚构成的重婚罪是继续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终了之日起开始。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遏制青少年犯罪的新思路--关于聊城青少年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经调查,山东聊城市青少年犯罪人数占犯罪总人数已由1998年的30.7%上升到2000年的32.2%,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农村青少年居多,文化程度低,财产型犯罪居多,手段成人化等.解决的办法全社会要认识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社会齐抓共管,成人要率先垂范,为青少年做出榜样;在农村要加快农业各项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