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

在我国，法律解释问题在理论上早已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在立法上也有一定的体现。然而对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问题在立法上还体现得不够明确，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从学理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的问题，揭示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对完善现有体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和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权的涵义 在我国，学术界对“法律解释”的涵义有多种表述。有的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同予以界定，主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如：“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的合法性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是根据法律所进行的论证,因而任何一个想释清法律论证的人,都不能回避法律论证的合法性。法律论证的合法性在我国是指合制定法性。具体而言,是指在认定案件事实、寻找法律规范、作出判决时都必须以制定法为依据,在论证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无涵摄关系时,要以整个法律体系为基准。将法律论证的合法性解释为合制定法,似乎有点机械、僵化、呆板,但这可以通过法律论证的合理性、融贯性、可接受性予以解决。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法律解释的现代性及其特征

从法治与法律解释的内在关联上讲,法律解释是一门追求现代性的学问,亦即一门以法治文明为归依,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规则治理的学问,一门法官等法律人根据法律进行理性思维的学问.与该现代性解释范式相适应的是一种体现合法性、明晰性、客观性、建设性特征的理性主义解释观.合法性要求法律解释者的解释不能脱离法律本身所带来的规范性；明晰性...     

行政执法主体对法律规范的非正式解释及司法审查

当具有法律解释权的机关对法律规范未作解释,或者作出的法律解释过于原则时,行政执法便面临着法律解释空缺的问题。为了保证行政执法的效率,无解释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在此情况下通常要对法律规范以自己的理解作出非正式的解释并运用于执法。行政执法主体的非正式解释对行政执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等问题,需要加以监督控制。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当对行政执法主体的非正式解释实施是否合法、合理的司法审查,并作出相应的司法处理。     

法律解释合法性的逻辑结构

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不同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化问题,而不是正义论问题。法律解释的合法性结构应当是由形式理性的法律推理、“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交往理性的社会认同构成的完善的法律——社会过程。     

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刑事法律解释的现状，指出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重要性，并从现有刑事法律解释的规则和方法中，提炼出刑事法律解释的合法性规则、合理性规则和整体规则三大规则。论文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刑事法律解释在具体运用中的规则，并重点研究了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本文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刑法解释体系的设想，认为应努力推进以判例或研究成果的形式对刑法进行学理解释，由此逐步建立起理论联系实践的更为缜密的一套刑法解释体系。     

论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之完善

行政诉讼审查标准是人民法院针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所应遵循的标准,是人民法院裁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依据的尺度.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存在明显的缺陷:不分问题的性质,都采取了统一的严格的标准;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程序审查中仅以法定程序为准,不考虑非法定程序.随着行政机关被赋予更广泛的行政管理权,这种审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与理念.因此,应当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审查的标准,即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建立灵活适当的审查标准,确立合理性审查标准,全面引入正当法律程序标准.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实用主义视野下刑法解释进路分析

在刑法解释中,客观解释、实质解释、目的解释、实质推理及司法能动主义等各种法律方法无不充斥着实用主义精神。总的来看,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催生出几个统一,具体包括法律规则与生活经验的统一,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统一,系统性后果与个案性后果的统一。实用主义解释观滋生负面效应: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蕴含反动因素、缺乏民主约束、容易滋生犬儒主义。对实用主义刑法解释应从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两个层面进行完善,以保障解释结果的合法、合情、合理。     

关于行政复议和解若干问题的探讨

行政复议和解同行政合理性原则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它在行政合法性限度内彰显了意思自治,是公法私法化的重要表现。行政复议和解必须有明确的范围,否则就有被滥用的危险,从制度的目的来界定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完善行政复议和解程序,从而为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转搭建良好的平台。     

“法律方法”的用语及概念解析

国内外学界对"法律方法"之用语的使用并不一致。应当用"法律方法论"一语来指称自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应用方面的研究。法律方法的研究是以法律适用为中心,从微观的视角来谋求法律自身的学问。作为一种职业性思维与技术,法律方法旨在处理事实与规范之间对立与紧张的难题,从而追求个案中法律判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逻辑与经验构成法律方法的基本向度;法律知识、法律技能、职业伦理是法律方法的构成要素。     

我国刑法解释中的类型思维与形式立场--以虐童事件的入罪问题为例

对于虐童行为是否定罪、应定何罪的争论，反映了不同的刑法解释立场，在当前法制转型期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下，用类型思维解释刑法更具合理性，且应坚持刑法解释形式解释的优先性，不轻易突破文义的本来含义。这既是严密法网，贯彻罪刑法定，也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     

正当性视角下的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

正当性包含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用以指引和评价法律的价值追求。海事请求保全担保制度作为程序法设定的规则,其正当性判断直接指向正当程序问题,包括程序法本身的正当性和程序运行过程的正当性两方面。以正当性为视角考察我国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都存在一些不符合或者看似不符合法律正当性要求的内容,需要对其进行正当性梳理和论证,寻找其中偏离正当性的因素且加以修正,并对一些看似失当实则不然的内容给出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解释。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纯粹法理论语境下的法律解释

凯尔森在纯粹法语境之下,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分析。由于凯尔森法律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法律科学纯粹性,因此法律解释理论也是具有自身纯粹性。尽管不同学者对其抱有悲观态度,同时凯尔森对其论述着墨不多,但是凯尔森法律解释理论可谓是独辟蹊径。这种建立在纯粹法体系之上法律解释是形式的、结果的解释理论。凯尔森的法律解释是对自由法学中法律漏洞理论的一个回应。凯尔森认为法律解释存在于法律适用整个过程,但不可能用于漏洞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