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因

中国城市社区的建设具有多种动因。它是在政治走向民主化、行政管理走向善治、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要求下进行的。搞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与宣传，需要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善治，需要实现政府管理的有限性和服务性。     

对"社区工商"模式的探讨

我国自引进“社区”概念以来 ,社区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已初步形成。。但现阶段我国政府在社区提供的服务 ,还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社区还需要更多的政府服务 ,其中就包括由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提供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务。当前在我国社区工商的发展中 ,应构建“社区工商”新模式以取代传统的工商行政管理模式。     

大力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创新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管理职能不断转换，企业社会职能逐渐剥离，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由政府、企业及事业单位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逐步回归社会，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而进入社区，从而使社区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需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一、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障碍，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观念创新社区党建是块块单位党组织牵头，条条单位党组织参与，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一种新的党建…     

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物质、制度和人文三方面条件中，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传统的“行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功能“二元化”政化＂社区管理模式混淆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使社区的角色发生了错位，社区管理模式将社区居委会原先承担的“行政”职能和适应社区发展的“自治”职能混合在一起，使社区的角色出现“双重化”，既要作居民的“头”，又要充当政府的“腿”，社区治理多元混乱、无序。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议行分设”模式，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力。     

社区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分析——由“南平惨案”引发的思考

社区工作的缺位无疑是“南平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以“南平惨案”为切入点，分析社区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即是建立一种长效的社会安全机制的需要，是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是整合社区资源解决居民问题的需要，是重建社区团结互助文化价值的需要.     

社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经验、问题与对策--以W市“一米阳光”为例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W市“一米阳光”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宣传报道为手段、以适应性学习为策略，快速实现了从服务到品牌的转变，但其品牌建设也存在着依靠政府推动、服务形式化、品牌美誉度不高等问题。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应厘清政府的职能与角色，提高志愿服务机构的供给能力，强化品牌美誉度建设，并慎用品牌延伸策略。     

外展工作在社区为老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养老问题日趋严重。但中国现有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尚未完善，这为外展工作在社区为老服务中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介入空间。外展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向外扩展”，即社会工作者主动走出机构，识别并为那些需要接受辅导的服务对象提供适当服务。因此，将外展工作运用于社区为老服务，既能扩大社区为老服务的服务范围，照顾到老年人的多种需要，又能缓解老年社会福利资源有限性所带来的局限，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角色身份视角下的当代地市社区体制改革论析——基于对合肥市蜀山区社区体制改革实践的探索

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对社区的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长期执行“议行合一”策略所暴露出的角色冲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区自治缺失等现象，迫切需要有一系列变革。“议行分设”和“网格化管理”从组织与个体的角色明晰、角色认同、角色承担的细致化与主动化等方面有所突破，为提升社区自治，向“小政府，大社会”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城市社区管理需要重构熟人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社区管理也面临着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问题，如何加强和创新大城市的社区管理，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笔者在走访联系居民区、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实践中发现，随着城市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海基层社区楼组里弄的“熟人社会”正在被解构，许多新兴住宅小区甚至出现了对门而居互不相识的现象，被戏称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日益陌生化的社区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增加了社区管理的难度。笔者认为，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城市社区管理，需要重构社区熟人社会。     

党员服务社区实现四化

静乐县委组织部把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点，充分发挥在职党员自身、岗位优势，做到党员服务社区岗位化、小型化、多样化、协议化。     

增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广中社区（街道）党组织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广中社区（街道）地处上海市虹口区，拥有11万常住人口，近年来，广中社区（街道）党组织增强服务功能，紧紧围绕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坚持以社区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服务社区群众为重点，统揽全局，协涮各方，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完善32作机制，拓展工作领地，积极探索社区“1＋3”党建新格局下的社区党建工作，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和肯定。     

以服务群众为重点 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结合街道社区的工作来说，就是要为群众生活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创造便利条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们新兴街在实践中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坚持以社区党建为龙头，以社区志愿服务为依托，以社区建设为核心，构筑“五个体系”，抓好“五个环节”，形成了全方位服务群众的新格局。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与完善——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及家属希望获得便捷、优质的养老服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当前,各个城市都在积极探索社区养老服务,郴州市作为第四批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做出了努力,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完善社区养老服务,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努力,不断提高老年人及家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阶段与转换: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思考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本文认为,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能否实现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和政府能力的考验。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来看,在农村社区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多的是担负治理者的角色,实现善治是其基本的职责,也是对其能力的考验;在农村社区的发展阶段,政府应显示出协同政府的特点,更多是发挥合作与协商的作用;在农村社区的成熟阶段,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农村社区走向自我治理,政府更多的是发挥服务的职能。     

国外城市政府与社区协作互动研究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协作互动。本文拟就国外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区关系予以梳理和归纳，以求对正在推进中的我国社区建设有所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