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天长发现汉墓羣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安徽省天长县天长乡三角圩水利工地近一千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古墓群二十一座,出土文物五百六十九件。这批墓葬的时代,除一座属战国(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晚期外,其余二十座都是西汉(前二○六——公元二五年)早、中期墓葬。所有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槨墓。多为南北向,形制大小不一。其中最大的一号墓,墓坑长四米八,宽三米五。各墓均以棺槨为葬具,墓口深八十公分到二米五之间。大部分棺、槨保存完整。棺内壁髹     

杨官寺汉墓墓葬形制分析

通过分析杨官寺汉墓的墓葬结构和形制,来判断该墓的墓葬形制属于西汉晚期高级贵族墓葬,其纯石架构的墓室呈"回"字形结构,以主室为中心,南北侧室和后室围以回廊的布局,设计巧妙地利用迂回、贯通的结构,拓展了空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回廊,展示了独特的艺术设计。另外,它还是纯石壁的画像石墓葬,有大量的汉画像石出土,其雕刻技法精细,采用平浅浮雕加阴线线条刻画勾勒而成,并且配置结构严谨,在门扉、门柱、门额等处均刻有巨幅的汉画像石雕刻,其表现的内容和寓意与墓主的思想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向星墓葬与彝族古代社会文化

本文论述了向星墓葬的分布、形制结构，俄索彝族与向星墓葬的关系，向星墓葬所体现的彝族古代的宗教哲学思想。     

湖南娄底明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4年10月8日,在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群益村一处市政工程的施工中,发现了一座以石灰三合土砌筑的古墓。墓分前、后室,券顶,后室的两侧壁、后挡壁及墓顶共四个面绘有壁画。两侧壁所绘为葬仪图,墓顶为"十日图",后挡壁所绘为墓主图像及侍僮。根据墓葬形制、壁画风格以及墓主人后代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判断,墓葬时代为明代中晚期。     

湖南临武杨家山墓群发掘简报

201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杨家山墓群的三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三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均为东西向,出土了陶器、铁器等遗物。墓室形制和随葬品特征一致,故判断它们为时代相近的家族墓,年代为东汉晚期。此外,1、2号墓发现有白膏泥涂抹墓壁及墓底的情况。     

湖南岳阳文桥汽车站北宋合葬墓发掘简报

2014年11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岳阳市云溪区文桥汽车站抢救性发掘一座宋代砖室墓。该墓为长方形并列双室券顶砖墓,墓室前有护墙,两墓室底部用砖砌筑棺垫,均未砌铺地砖,两墓室共出土青白釉和酱釉瓷器8件。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其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该墓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宋墓的区域性特征等提供了材料。     

威宁中水汉墓类型、族属质疑

1978年10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在威宁县中水区中河公社,出水公社发掘了一批古墓葬,清理了三十六座汉代墓葬。 这批墓葬都是土坑墓,无墓道,多数无封土,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少数墓葬为多人乱葬,有的身首异处;人头在腋间;有少数为屈肢葬;另在探方中有若干零星骨架,十分散乱,无随葬品,未编墓号。     

湖南桂阳旺山宋代墓葬

2012年2月底,桂阳旺山私人建房工地上发现古墓1座。3月28日,郴州市文物管理处在桂阳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组织考古人员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为券顶砖室墓,分为二室,设两头龛,分别放置2件随葬品,为陶多角坛和堆塑罐。依随葬钱币及墓葬形制特点,推断此墓年代为北宋中期。     

巴史三题

一、巴人葬制与船棺古代巴人的统治者属于“武王宗姬”系统,他们的葬制当然应和中原地区一样,实行土冢墓葬之制;至于巴国土著各族落,在漫长的融合过程中,逐渐仿效土葬,抛弃了各自传统的葬式。在考古上,巴地发现了许多土葬之墓,当为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舆地纪胜》记合川有“双墓”,据李文昌《图经》:“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     

巫鬼信仰视域下东汉巴蜀镇墓俑的功用分析

东汉巴蜀地区出现了一种造型特殊的镇墓俑,瞪目吐舌,一手执斧、一手执蛇,极富有地方特色,是巴蜀特有的巫鬼信仰在墓葬文化上的观念显现。目前学界对该类俑的专门研究还很少,本文拟以巴蜀地区的巫鬼信仰为基本视点,从镇墓俑的出土情况、造型特点等方面入手,分析其基于地域文化的墓葬作用。     

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族属试探

1977年以来,我们在赫章县可乐区发掘了一批有关“西南夷”的墓葬,从形制上观察,与汉墓风格显有不同,葬俗也颇为特殊,随葬器物更具有浓厚地方色彩。这批墓葬的清理,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内涵,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古夜郎族属和社会性质的重要线索。笔者就其墓葬形制、葬俗和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记载,对     

湖南攸县酒埠江镇发现两座东晋墓

2010年8月,为配合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攸县文物局在攸县酒埠江镇色江村燕子岭发掘了8座汉晋墓葬,其中有2座相邻的东晋墓,出土有瓷器、铁削等器物。通过墓砖纪年和器物器形比较,可以推定两墓的时代。     

安阳西高穴发掘的曹操墓真实无疑（三）

东汉之葬制与2号墓中之文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汉时期的葬制。《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曹操是在他死的前一年建造坟墓的,虽然没有明载占地面积的数目,但从曹操《遗令》中＂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的记载看,与《汉旧仪》中的记载相符。两汉帝陵深13丈,而2号墓深15米,约合汉制34.5丈（汉1尺=0.23米）,占地700亩的陵地,除了皇帝之墓穴外,＂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汉旧仪》）,     

实验室考古助力“黄金大墓”现身

正"恰恰是考古遗址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容易被人丢弃的东西,小到植物遗存、动物粪便,拿到实验室之后,都能够给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南昌海昏侯汉墓,是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2015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以来出土2万余件文物,其中尤以数量惊人的"金器堆"轰动一时,被称为"黄金大墓"。     

田野考古发掘墓葬头向判定的新视角——壶与墓葬头向的理论与实践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由于各地土质的不同,在发掘墓葬时,往往会碰到棺椁乃至人骨所剩无几或完全腐朽无痕的现象,甚至还包括一些被破坏了的墓葬,为我们判定墓葬的头向带来了困难。在长期的田野考古实践中,我们发现在墓葬的随葬品中,特别是壶,具有头向的指示作用。我们所谓的这一类墓葬,主要是指东周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些曾国和楚国墓葬,而且主要是指宽坑墓葬。通过若干墓例可以证明,古代随葬器物的放置不是随意性的,应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通过这一规则,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丧葬习俗与文化。     

南阳地区画像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两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是南阳盆地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西汉时的南阳郡,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东汉时期为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以＂南都＂和＂帝乡＂之盛名而著称于世,南阳籍的达官显贵比比皆是。再加上厚葬之风盛行,因此在两汉时期,作为财富和身份地位象征的画像砖石墓在这里流行一时。画像墓作为当时社会信息的载体,不断积累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成为探索南阳地区两汉时期历史原貌的重要媒介和手段。本文对历年来南阳地区画像墓葬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以后需要探索的方向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文物鉴赏

<正>彩绘云龙纹漆樽西汉,1978年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樽的盖面中心绘云龙纹,器身饰波折纹。樽是秦汉时期最主要的盛酒之器。它的器壁用薄木卷制,盖面与器底用厚木斫制,器壁与盖面、器底再以漆相粘合。其特点是盖顶有三个铜纽,底部有三个铜蹄圈足。战国晚期出现的金属釦器新工艺,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釦器是用金属镶包漆器的口、腹、底边,或用金属制作耳足等附件。一般用在樽、卮、奁等器物上,主要起加固作用,又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使漆器显得富丽堂皇。     

论汉代巴蜀陶灯及其地域文化信仰

汉代流行在墓中随葬陶灯,陶灯作为照亮黑暗彼世的冥器,在造型上寄寓了此世的人们对另一世界的认知和期望。各地的陶灯造型各异,其造型的地域性反映出地域化的丧葬观和灵魂观。汉代巴蜀地区的陶灯在造型上多为两类,一是西王母及相关形象,二是熊的形象,两者都具有超强能力和特殊的仙界身份,蕴含着汉代巴蜀人对陶灯的意义赋予——需要它为死者照亮彼岸之路,导引其魂灵升入天堂,更需要它导引魂灵庇佑生者。对汉代巴蜀陶灯造型及所反映的文化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汉巴蜀的地域文化特质及汉代文化信仰。     

湖南桂阳上雷宋墓清理简报

2011年郴州市文物处在桂阳文管所的配合下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宋代墓葬。该墓为券顶砖室墓,随葬品有陶堆塑罐、陶多角坛、陶俑、铜镜、陶器盖各1件,铜钱2枚。综合墓葬的结构、构筑材料和出土器物,以及与周边地区同一时期的墓葬相比较,推测该墓属北宋晚期墓。堆塑罐和多角坛是郴州宋墓主要随葬品,多组合出现。     

铜镜源流及辨伪

铜镜在我国古代青铜器中独成体系、是收藏价值很高的工艺美术品。铜镜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有着各自特征，它又成为古代墓葬中断代的标准器之一，在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铜镜反映了古代文化艺术水平、冶炼和装饰工艺水平，是古时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