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党风廉政建设启示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政党格局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外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来看，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垮台；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四个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仍牢牢掌握着政权；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分化后得以重新发展壮大。综观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衰存亡，都与其党风廉政建设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廉洁维权，腐败丧权，腐败是击倒社会主义政党的体制性顽症。我们应该认真汲取苏东各国共产党在执政几十年后丢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消极腐败”是政党致命伤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被指为“贪污党”而下台，“腐败政治”也接连弓I发菲律宾兵变、泰国骚乱、突尼斯政变，人们坚信腐败是执政者的大敌。苏共的政亡人息，东欧的一夜剧变，政权的更迭更深刻地警醒我们，黑色腐败同样会对红色肌体产生极大腐蚀。对腐败的严重危害，     

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与苏东共产党的垮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党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具根本性。苏东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没有深刻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执政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逐渐脱离人民群众、权力腐败蔓延，从一个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党蜕变为代表官僚阶层的党。人民对党从失望到冷漠，最后彻底放弃了这个由党内腐败分子严重败坏的党。     

个私经济与“民营经济”有何区别?

个私企业系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称之为个体私有经济,这是比较明确的。而“民营经济”这一概念在我国出现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是为了既区别于原苏联、东欧的私有化经济,又要保护我国的非公有经济能健康、顺利、正常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词汇。“民营经济”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或者说是很有争议的概念。解释似可分为三类:一是广义的民营,即是区别于国营;二是狭义的“民营经济”,是针对公有经济,所有非公有经济即私有经济,就叫“民营经济”;三是介于上面二者之间,把非国有的股份的去掉,而把一些具有原始色彩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等放在一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邓小平同志有三句话从不同的侧面科学地概括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关系。我们就以这三句话为三个标题来加以论述。一、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苏东剧变发生之时,美国某些预言家认为,多米诺骨牌现象必然发生:“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但历史的发展完全出乎这些预言家的意料。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仍然高高飘扬。这并非偶然。苏联东欧国家从6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进入80年代以     

丧失民心:当今一些执政党垮台的根本原因

党群关系裂痕的加深是苏共亡党亡国的致命因素 ;忽视中下层民众利益以及专制腐败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丢失政权 ;民怨民忧的积累致使国民党 2 0 0 0年“大选”败北。历史与现实再次告诉人们 :执政党去留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之向背。     

中国的奇迹：渐进改革之路

中国的改革是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现代化模式”进行的，这是为什么在同一时代，东欧和前苏联改革纷纷失败，而中国却“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中国的奇迹 和东欧、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轨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成功得多。东欧国家从５０年代末开始局部改革试验。６０年代，前苏联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都先后走上了局部改革的道路。改革前的中国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是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制度。由于这些国家在８０年代末采用了“休克疗法”，“…     

“为民书记”郑培民的力量在哪里

“三个想一想”是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提出的。他说:“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想正确了,我们就能做到一身正气,堂堂正正。”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这是向全党领导干部提出的一份政治问卷。这份政治问卷需要每一个领导干部做出自己的回答。而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等就是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正确地回答了“三个想一想”的典范。     

腐败与覆亡(杂谈)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深刻地指出:“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分不开的。”翻开历史,查看一下宋、元、明、清以及国民党蒋家王朝因腐败覆灭的原因,的确引人深思。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是从千百年兴衰存亡的政治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治政之要。汉之兴盛是与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严明纪律、“汉初三杰”悉心辅佐联系在一起的。唐之兴盛更是与唐太宗李世民“三镜”自鉴、科举取仕、选贤任能联系在一起的。至清朝末年,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只要翻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洞察吏治之腐败、世风之没落,就不难找到答案了。深谙历史经验,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对于“吏治”之道极为重视。从延安整风到“三反”、“五反”,从“四清”、“社教”到“文化大革命”,尽管其政治意图和社会效果难以统一,但无疑都包含了整顿党风、澄清     

中国反腐败的五个新特征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呈现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五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从总体上说,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反腐败方式,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有了一个全新的质的飞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是腐败的滋生、蔓延期,九十年代是腐败泛滥的高峰期。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对执政党来说属于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此时的反腐败斗争方式只能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比较被动,防御性强,因而腐败的“出生率”大于腐败的“死亡率”。十六大后,我们摸索出一套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还…     

新中国成立前后内地企业家迁港及回归现象概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曾有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即40年代末众多企业家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绝望和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了解,纷纷南迁香港。但不久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影响下,加以本身爱国心之驱动,其中不少人又回归内地。这“一去一回”充分反映了民族资本家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也对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

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世界发生了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化———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共产党遭解散，甚至国家解体。顿时，世界力量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资本主义阵营欢欣鼓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受到严重挫折。美国人彼得L·伯杰在1991年毫不掩饰地表白，自己作为“西方知识分子中这个亲资本主义派别的一员，这一身份在过去20年里并非总是令人舒服的，因此现在有机会在幸灾乐祸的心情中陶醉片刻，倒也不错。”①现在，时间又过去了10余年，已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怎么样了呢？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梦幻还能陶醉…     

胡允恭策动陈仪浙江起义前后

1950年6月18日清晨,在台北郊外马场町刑场上,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二级陆军上将陈仪在两声凄厉的枪声中倒在了血泊中,罪名是“派遣亲信,策动叛乱”。要知罪名的由来,还得追溯到本世纪40年代末,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胡允恭策动陈仪起义失败上。     

王必成三战张灵甫

素有“虎将”之称的王必成,与叶飞、陶勇并称粟裕的“三支铁拳”。王必成与国民党名将张灵甫的三次交锋成为华东战场的一个缩影,终以王必成的胜利而告终。一战涟水,痛击张灵甫率领的素有“御林军”之称的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王必成却感叹兵败而不山倒,两虎未擒一狼,姓张的有一套。二战涟水,王必成遇平生最大的挫折,差点被撤职查办;张灵甫取得惨胜,却为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三战孟良崮,王必成终偿宿愿,全歼张灵甫率领的74师,击毙张灵甫。     

可怕的“笑廉不笑贪”

近日。我读了刊载的《“笑廉不笑贪”现象之计论》一文，感慨万分。本来嘛，“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已够可怕了，没想到，还要出个更可怕的“笑廉不笑贪”来。这倒使我想起了邵道生先生的那篇《可怕的“羡腐心态”》的文章来，他在该文中说：对腐败，谁都说它臭，谁都时它恨，谁都说它祸国，谁都——不过，若     

海南军民协作围剿窜犯的美蒋武装特务

1962年夏季，台湾国民党政权利用国内经济困难之机，企图大规模窜犯沿海地区，叫嚣要“反攻大陆”。国民党间谍特务机关为配合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冒险，组织大量武装特务窜犯沿海地区，企图“创造里应外合的反攻行动”。     

“劫收”对国民党政权衰败的影响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接收,是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在接收的过程中,由于国民党的各级机关和人员惊人的掠夺和腐败行为,把对沦陷区的接收变成了“劫收”,从而成为国民党政权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大捞一把,国民党内的各派系,展开了对受降权的激烈争     

从苏东剧变看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这段论述明确地告诉全党同志,必须从“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中汲取教训。因此,进一步分析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垮台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经国上海“打虎”为何失败？——对话历史学者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是国内知名的民国史研究学者。近年来．他数次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日记，并出版多本专著，引起巨大反响。 对于发生在1948年夏秋之交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以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的反腐运动，杨天石先生有着深入的研究。谈及那段历史，杨天石告诉廉政嘹望记者：“贪腐可以亡政，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