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位思考”刍议

所谓“换位思考”,辞典上没有解释,不过从近些年报刊上使用这句话的高频率来看,所表达的意思是:让职工群众站在领导的“高度”想问题:“假如我是工长”、“假如我是段长”、“假如我是局长”、“假如我是厂长”、“假如我是市长”;让领导“扮”作普通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普通职工”、“假如我是一个普通市民”、“假如我是下岗工人”、“假如我是服务对象”、“假如我是出租车司机”、“假如我是贫困学生”……     

一位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印象

我的名字叫"阿卜杜",我的全名叫"阿卜杜拉赫曼阿巴斯·阿卜杜拉阿米尔",名字特别长有点怪,这是阿拉伯人写名方法(第一个是我的名、第二个是我爸爸的名、第三个是我爷爷的名、最后一个是我的姓)。     

祁老爷子的“善、诚、挚、抗”

我虽然演了三十六年戏,但是让我演祁老爷子,我感到负担很重。一是我原籍浙江,一张嘴就怕“露馅”,因此,以前青艺排北京的戏,我就主动靠边站。这次是硬着头皮上。幸好有林汝为、李婉芬、“四大爷”、“白巡长”为我把场把关。家里还有个“保镖”——老伴林子丹,她是个老北京,也是老演员。二是过去我演的多半是老态龙钟的老人,而祁老太爷爱憎分明,是个倔强的老人。为了把老爷子的戏演好,我尽力琢磨剧中人的脾气秉性,在“善、诚、挚、抗”四字上做文章。后来     

粽子"外交"

准备好粽叶、糯米和其它配料,我又要包粽子了。我包粽子当然是为了我的一双儿女,但也是为了我的美国邻居。我的儿女是大珠、小猪,大珠是姐姐,小猪是弟弟;我的美国邻居是大美、小美,大美是妈妈,小美是女儿。大珠和小美是同学。本来和大美小美也就是点头之交,两家亲密起来还是粽子牵的线。那是几年前,孩子还小,雇了保姆在家照看。有一次保姆包了粽子,并送了一些给邻居。那天下班回家我正掏钥匙开门,大美在街对面招手并向我走来,你家保姆给了我两个粽子,很好吃。可不可以再多给我几个?好一个爽朗直率的英格兰后裔,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     

试论强me心理对青年发展的影响

青年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身体迅速生长和性发育成熟,使青年开始把自己当作思考、认识的主体,使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指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便油然而生,“自我”便产生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青年的“自我”分为“主我”、“容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理想的我”;代表生物本能的“本我”等等。其中,“主我”、“客我”所构成的一定关系,构成了人的心理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种“自我机制”。“主我”即主体的我,“作为知觉者的我”,“客我”即客体的我,“作为被知觉的我”,英语中的主格Ⅰ和宾格me表示     

在位者言

我本人绝不是什么“位高”人物,但有颇高名位的人物佯称“我也是小小老百姓”,而且故意用“自抑”来“自扬”时,我便挺着胸脯子说:“老子也是有名有位的人,而且货真价实!”直到逼得对方出言带刺儿地反问我“尊驾的级别属于哪一级”时,我才坦言:“教书匠,写作匠。”对方往往不再掩饰鄙夷之情,哂笑着说:“唔,我还以为老兄是‘在位者’呢……”由“尊驾”而“老兄”,无疑降了格。但我越发力争:“我怎么不是‘在位’者?我说我是教书匠、写作匠,你不以为然。倘若我说我是教授、作家呢?或是,我再膨胀一下,说我的弟子中有省长、市长、一大堆县长,我的读者中(包括与我久久通信的人)不乏显官要员,你有何想法?”     

忆二老

1998年4月,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赵宪初同志和李楚材同志相继逝世。这是我们上海民进的两大损失,也是我们全国民进的重大损失。赵宪老、李楚老都是我加入民进的引路人。在入民进前,我便知道二老的大名,知道他们是教育界耆宿,但是,我不知道他俩是什么党派。我还一度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哩!在我考虑是否加入民进的时候,一听说赵老、李老都是上海民进的领导,便促使我向民进倾斜。二老的风范是民进的号角。入民进后,二老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让我主讲。二老在台下端坐,不时地向我点头示意,不时地露出微笑。散会后,二老又一起跟我谈话,勉励我以后为民进     

“侨园杯”特等奖获得者康斯特:我的幸福辽宁

正我叫康斯特,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康",由于"小康"本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我便很喜欢这个亲切的昵称。我来自赞比亚,今年22岁。现在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专业,是一名二年级的本科生。今年是我在中国的第三年,我来沈阳已经经历了第二个寒来暑往了。我去过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大连、鞍山、丹东、本溪、盘锦等很多城市,我喜欢经济发达的北京和上海,也喜欢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但是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辽宁省的这几个城市。这里虽然经济没有北     

守望村庄

我的村庄和北方其它村落一样,古朴、安宁、亲切、贫穷。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朴实憨厚的庄稼人,用生命用整个的心灵,以蓝天作屏幕,以大地为舞台,演绎着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悲喜剧,弹奏出一曲曲人间至情的乐章。我之所以称为“我的村庄”,是因为我和她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的血管里流动着她的血,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靠她的支撑。我贪婪地以为这是我的村庄,而她则称我     

树立起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

前不久我获得“全国十大杰出职工”称号,与其它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有关活动。其间,我们受到了李瑞环、李岚清、尉健行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聆听了他们的指示;参加了“五一”庆祝大会、全国先进人物代表座谈会,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在参加的这些活动中,有几件事使我感触很多、印象深刻。一件事是尉健行向李瑞环等领导介绍我时说:“鲁冠球十年前我在中组部时,他就是全国优秀党员,十年后的今天,又是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他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家。”而且,那天应港澳代表的要求,叫我去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时,尉健行又重复了这几句话。这对我来说,印象很深,我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也使我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因为,说我是社会主义企业家,实质上是肯定我始终追求共同富裕的奉献精神,鼓励我为发展乡镇企业所作的一些改革和尝试。说我十年     

侯大师的“遗产”

相声大师侯宝林去了,别离了千千万万被他称为“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在弥留之际,他呕心沥血,留下了一段段发人深省的警世之言: “相声决不是耍贫嘴。观众是决不可以欺骗的。”“你们要送去高格调、健康的相声。”(1992年10月2日,侯宝林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对前往医院探视他的冯巩、牛群和侯跃文这样说。) “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     

追思汪国真

正今年的4月26日,是汪国真过世一周年。也许我和汪国真是同龄人的缘故,他是我写诗时的启蒙老师。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藏着一点隐私、一点秘密,今天我就把内心埋藏已久的话儿倾诉出来。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汪国真的忠实粉丝,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心中的偶像。虽然我与他并不认识,但当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我都会认真拜读,感悟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价值。他写的很多励志诗我都能背下来,当时我最喜欢的     

记者的心愿

从广义上讲,我们是同行,你们是搞文字的,我是搞电视新闻的。不过我的经历或许要比你特殊些。在我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曾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前前后后有十多年时间。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也为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我在工厂干了8年,先是当工人,也许是我酷爱摄影,喜好文学的缘故,一年后我被调到厂工会搞宣传工作。这一段时间,我有300多幅摄影作品发表,还有200多篇新闻报道被省市级报刊、电台采用。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了安徽省电视台,当了一名电视新闻记者。不到一周的     

一方净土

我喜欢绿色。总觉得绿色中蕴蓄着无限生机,包孕着绵绵情韵。望着它,可以使你产生许多美丽的遐想,用鼻子嗅嗅它,仿佛可以闻到缕缕馨香。所以我的服饰、我的床上用品几乎选用的都是绿色,绿色拥抱着我。我不喜欢的颜色是白。我觉得白色太袒露、太肤浅,或者说它太张扬也太易污。望着令人刺眼,闻之索然无味。所以,我曾和     

绿灵魂

“我喜欢绿色,我的床单、蚊帐、被面、窗帘、春秋衫,都是绿色的。因为我的事业是绿色革命。” “我的婚姻和家庭也披着一层绿纱。我和丈夫的婚礼是在低头抬头都是绿的山沟里举行的。生的娃儿,大的叫绿化,老二叫绿漪,生了老三,取名叫永红。这一点红也是为了衬托绿,让我的绿色事业和家庭,映射着一束革命的红光。” 这是女工程师黄文培的朗朗笑语。 三十多年来一直钻树林的黄文培,白天干不完的     

我眼中的中国

<正>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才39天大。在中国认识了奶奶、爷爷、姑姑、姥姥、大姨、二姨、大伯,好多人。我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就回到美国了。现在我去中国非常多,去了差不多九次了。有些年是夏天去,有些年是冬天去。不管什么时候去,每次都会看到新的东西。我妈妈和爸爸是北京人。去中国会住在北京。我现在已经去了15个省。从寒冷的东北到酷热的香港;从上海的高楼大厦到黄色沙漠的新疆,我都去过了。我跟爸爸、妈妈、奶奶、姑姑和爸爸的堂弟一起开车旅游。在中国旅游看到中国的好多好事和坏事。中国城市里有好多人,满街上都是。     

我请外国人吃皮蛋

<正>我是2011年在美国参加医疗执照考试的。当时我住在长堤美国医生家中,他为我联系了邻居家的女士,搭她清早去洛杉矶市上班的车赶到了考场。两个月后,我收到寄来的通知,终于通过了考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喜讯,我决定请几位帮助我的美国朋友和他们的夫人上中餐馆吃饭,表示答谢。我的房东女主人代我通知大家后告诉我,大家希望我选几样最喜欢的、真正中国地道口味的菜。要说我的最爱,非皮蛋莫属(酱油作伴),还有臭豆腐、榨菜(炒五花三层的肉丝)和麻婆豆腐。但我觉得光这几样太单调,因而我打算再点几样美国中餐馆经常供应的宫保鸡丁、炸春卷、     

“知识分子”如何不好?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民营企业的老板,在日常交往中经常说我是知识分子,或“你这个知识分子”。起初我听了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无非是说自己学历高一些,文化多一些。可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带贬义的。是与“书呆子”甚至“臭老九”为同义词。我终于明白了,说我是知识分子,无非是     

“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一心向着党”——像雷锋那样对党绝对忠诚

<正>雷锋"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从奴隶到主人的巨大变化,使雷锋对共产党、新中国从内心满怀感恩和热爱之情。他无数次把党比作母亲,发自肺腑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伟大的党啊——我慈祥的母亲,是您把我从虎口中拯救出来,抚育我成长。是您,给了我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您,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是您,给了我     

激励我永远前进的榜样——熊元启

我和熊元启同志在一个科,他当科长,我当副科长,桌对桌、面对面工作了二十个月。他辞出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早晨上班走进办公室,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对着他生前用过的办公桌静默一会。是等候?是期侍?是怀念?还是探讨问题前的自我思想准备?都是的。但,我再也不能和老熊一起直来直去地交换思想、交流心得,商量工作、总结经验了! 我比熊元启同志大十岁,相处中却习惯称他老熊,把他当成我的良师益友。说来惭愧,我这个“老政工”竟是老熊调仪表厂后的第一个工作对象,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正是从我受到他教益的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老熊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初正式到宣传科上班的。听说他来当科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轻松之感。不,应该说是一种解脱之感。我觉得来了一个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