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脉络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治国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时期;从十五大至今,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发展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又具有新特点,法治建设的目标更具层次性,法治建设途径更加具体,突出宪法在依法治国方略中的统领地位。     

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推进法治南宁建设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顺应时代要求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该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需要从地方法治建设实践成效来观察,通过深入调研寻找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才能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的理论观点转化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才能把其宏伟壮阔的蓝图构想转化为地方法治的生动实践。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的龙江实践研究笔谈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指导地位。广大法律和法学工作者在法学研究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切实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融入研究阐释工作全过程各环节，认真做好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工作。为此，《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专门组织邀请了省内八位专家学者，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的龙江实践研究”这一主题作研究阐释，现将诸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集结成篇予以发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黑龙江，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论江泽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阐述了贯彻依法治国战略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点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具体任务，指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发展。研究邓小平法治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旨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当代中国法治思想在法治新时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尊法为逻辑起点,以公正为核心内容,以为民为落脚点和归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展现的鲜明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     

新思想引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十九大,大会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做出了新的判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宣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大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九大报告解答了过去在法学研究中间一直存在的一些疑虑和纠结的问题,对于如何进行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操作问题都有了回应。十九大报告的相关内容,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江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辟论述,体现了邓小平民主和法制的基本思想。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     

学懂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和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中国法治建设发展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科学的法治思想体系,最终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共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法治政府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共治国理政思想不断演进,邓小平法制思想、"依法治国方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继提出,从理论上有力支撑了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

江泽民法治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加强社会主又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立法工作;加强经济法治;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加强法制教育;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政法队伍;认真学习法律和法学知识,加强法学研究和建设;强化法律监督;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等十三个方面对江泽民法治思想作了概述.     

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论“三个代表”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为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它体现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从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     

江泽民的社会发展理论

江泽民把发展看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敏锐地把握了发展的时代特征 ,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内涵 ,认为发展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现实过程 ,体现了现代化的人本属性 ,从而把社会发展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治·德治·人治——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德治的本来含义、法律和道德的功用及关系的阐释,分析了江泽民"以德治国"的主张遭到冷遇的原因,提出应当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治"和"德治"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提出了具有崭新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我国应长期坚持的治国方略。     

现代性、创新性、指导性、学术性的有机统一——《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的创新价值评价

时代的发展，对行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莫于川教授主编的《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一书，以宪政发展的眼光，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视角，全方位对柔性行政方式进行了迄今最全面的系统分析和制度建构。并第一次在理论上作出行为类型化的成功探索，实现了现代性、创新性、指导性、学术性的有机统一。     

浅论“以德治国“的意义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与建设的力量,它对社会政治稳定、人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2001年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的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以德治国"是对历史上治国理论的科学弘扬;"以德治国"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新常态新结构下的新力量研究（英文）

Chinese society by the rule of man society should transition to the rule of law,you have to have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social strata,the transition is one of transition,if thanks to the existing class with a vested interest in transition,there is a great difficulty.The new class produce,help smooth transition.Many role of the new class,mainly to promote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internal opening of unity;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ingle market and economy;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unity of people,and so on.     

房产新政背景下的裁判立场研究——从民事案件的视角

在房价过快上涨的背景下,2010年国家出台房产新政,各地限贷、限购政策随之出台。由于对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理解与执行的不统一,全国各地对房产新政引发的退房案件裁判各异,不利于引导人们理性购房。原因在于法院普遍调解解决纠纷弱化了司法规则;民意对司法的侵蚀,使司法不能有效回应;法律规则本身的纠结影响了裁判的统一。只有正确辨析房产新政的法律性质,才能找到规范统一司法的路径。为此要警惕因过度调解而牺牲规则,因提倡调解而丧失原则,因迁就民意而回避法则。建设法治社会,司法不仅应考虑社会效果,更要考虑社会预期及裁判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