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腐败——26岁现象

在近三年时间里，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查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19人，他们中犯罪的最高数额达7100万元……面对一串沉重的数字，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惊——30岁以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因其犯罪平均年龄约26岁，我们称之为“26岁现象”)已超过受人关注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凸现在我们面前，且犯罪特征明显，危害很大。     

从“59岁现象”到“19岁现象”——职务犯罪低龄化趋势堪忧

继退休前捞一把的所谓“59岁现象”之后，职务犯罪又相继产生了“49岁现象”、“39岁现象”乃至“29岁现象”、“19岁现象”。职务犯罪低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应当引起关注。     

严防“腐起萧墙”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撤消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在其违纪事实中,有这样一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收受贿赂数额之巨,骇人听闻。其实,领导干部纵容家人非法谋利,一家人共同腐败的“腐败家庭”现象并不鲜见。远的不说,近期就有陈希同、许运鸿、肖作新等若干例证。因此,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下,领导干部如何过好家庭关,在严格自律的同时管好配偶子女,防止“后院起火”、“腐起萧墙”,已足令人重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家庭腐败”的结果总是“家破人亡”,“腐起萧墙”的走势也必是“祸起萧墙”。聪明的领导者     

胡星：腐败“状元”启示录

翻一翻2007年的贪官档案，有一位叫胡星的人非常引人注意。其实，论官位，他只是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然而，他的贪污数额查实的部分就超过4000万元，而且他创造了一次受贿人民币2200万元，港币1000万元的国内最高纪录。仔细分析胡星案件我们发现，在胡星身上不仅反映了中国官场腐败现象的“通病”；同时也代表着当今腐败的“风向标”。胡星案给我们许多启示，值得世人警醒。     

令人堪忧的职务犯罪低龄化趋势

职务犯罪“长江后浪推前浪”几乎在出现“59岁现象”的同时，也产生了“49岁现象”。少数身居要职的中年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事业有成、如日中天之时走向腐败堕落。如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因捞取不义之财，都在46岁时案发。像李、戚这样年龄在40多岁的贪官在近年所查案件中占了不小的比例。湖北省检察机关在2000年上半年所我们对“49岁现象”如同对“59岁现象”一样，并不陌生。然而，当职务犯罪发展到“39岁现象”时，人们已感不安。近几年，不少地方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30岁到40岁之间的涉嫌犯罪人员…     

财产申报制度“四大亮点”阻击腐败

5月25日，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办公室出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 09月16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廉政网”正式开通。该廉政网站设置了“县（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倒计时”栏目。截至9月13日，申报对象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款数额达33万余元。     

“司机腐败”寄生于权力下的“黑洞”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副省长李堂堂拉选票受查处

2007年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贪污罪判处北京市地震局原副局长杜甫来有期徒刑11年。与其他身居厅局级干部中动辄贪污百万、千万的贪官不同的是，他贪污的数额只有30万元，而且这些钱全部都是他从中国地震局“下派”到北京市地震局时带来的。一笔“小钱”撂倒一个厅局级高官，此案引发的是我们时“带钱下派”官员一个普遍性问题的关注。     

警惕几种腐败现象

从近些年查处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件看,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是“三九”现象,即59岁现象、49岁现象和39岁现象的合称。在这些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55—59岁、45—49岁、35—39岁均成为“主力军”。“三九”现象意味着从35—59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官员腐败的危险期,换一句话说,只要当官,如不注意就有发生腐败的危险。这种现象的发生,都与个人进退去留的重大转折有关。59岁是退休在即;49岁已近“黄昏”,“要捞要贪就得抓紧”;39岁是仕途上的一大坎,迈过去今后就可能像模像样地当官,迈不过去便可能失去大好机会。二是“阴阳人”现象,即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有不少曾是人们     

26公斤赃款坠落“失望之星”

潘玉梅做梦也未想到。自己竟会带着耻辱的“吉尼斯”，走向不归之路。 南京市栖霞区原区长助理、迈皋桥街道原工委书记潘玉梅。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贪的赃款，一次性被起获的就达26公斤之多。银行工作人员清点时点坏了一架验钞机，后来改用手点。足足花了1个半小时才漓点完毕。她单笔受贿120万元人民币、48万元美金。在紫金山麓放了—颗腐败“卫星”。     

中国“裸官”报告

最新一期的《财经》杂志刊出封面文章——《中国“裸官”报告》，详细阐述了“裸官”的概念、发展、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在这份报告中，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     

莫把自己“奖”下水

在以往曝光的贿赂案中,以发“奖”名义行贿,把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奖” 下水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时下以发“奖”名义贪占,把自己“奖”下水的案件也时有所闻。兴城市东一村六村官巧立近百项目,每年几十次,12年共给自己发奖金152万元,自“奖” 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项目之繁、频率之快、数额之大,实属罕见。此案日前已由当地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26公斤赃款与“希望之星”的坠落

南京市柄霞区原区长助理、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潘玉梅，任职期间，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一次就收贿120万元人民币、48万元美金，创下了建国以来南京市处级干部单笔受贿之最，在紫金山麓放了一颗腐败“卫星”。     

清廉院长“因病致腐”

2006年12月15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原院长、60岁的屈全福接受法庭审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屈全福受贿112万余元,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诸多贪官的“59岁现象”已不足为奇,可对屈全福来说,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个曾经清廉的院长晚节不保的奇特原因。     

警惕国企职务犯罪新特征

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他们审理的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在31件此类案件中，罪犯呈现出“年龄小、学历高、胆子大”的新特点：犯罪人的年龄大多在30岁到50岁之间，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80％；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上千万元的特大案件屡见不鲜。如：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会计韩某贪污数额高达1400余万元，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员宋某贪污数额更是高达3900万元，此外还有硕士老总——陈炜。     

汝城：湘粤赣边的璀璨“明珠”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素有“鸡鸣三省，水注三江”之称。全县土地面积2400．52平方公里，辖23个乡镇，人1114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6．2万。2010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6．2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7．47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9．04亿元，财政总收入4．39亿元。     

“炒”输的人生

“被告人周晓清身为国有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挪用公款1079万元供自己使用，数额巨大．且有314．1万元来予退还……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对未归还的314．1万元予以追缴……”     

“39”现象:乡镇干部腐败低龄化的背后

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39岁，正是精力充沛、努力工作、竭尽全力改变农村面貌的最佳期。然而，从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数字表明：近几年来，因收受贿赂等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而“中箭落马”的乡镇党政领导干部中，30岁至40岁之间的成了一支“主力军”。39岁成了一些基层干部的一个难以跨越的“坎”。几年前，一些领导干部在离退休前晚节不保被称为“59现象”，而今也有人将乡镇党政领导干部腐败低龄化称之为“39现象”。某省的一个调查资料表明，该省2000年上半年受到查处的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共有143人，其中30岁到40岁之间的占了70％以上…     

“清水衙门”何以起“浑水”？

近来，“清水衙门”接连出现的几起腐败案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某地爱国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利用购买灭鼠药之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达30余万元；某福利院院长竟然在福利院里捞取了13万元的好处；某市只有80余人的博物馆，参与私分门票款的人竟然达57人之多；就连殡葬行业也不甘寂寞，某省检察机关一年就立案查处殡葬行业贪污贿赂案11件16人，涉案金额达118万元……     

警惕“五九”沉沦

有那么一些即将离开工作岗位的人,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在即将功成名就的时刻,失去理智,以至沉沦,演绎出一幕幕可悲可叹的黄昏悲剧,人称“五九”现象。S市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年近60岁的总经理袁志广,非法拆借4900万元,获利170万元,个人得好处20余万元,终因东窗事发,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59岁的湖南娄底市市长廖升阳,因坐“末班车”受贿4.4万元,使自己的退休手续办在牢房里。中国银行湖南分行总经济师罗某,在黄昏夕照之年,因贪污14.8万元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南Z市船舶修造厂的郑某,曾荣获过省政府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