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领导干部法治信仰的培育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领导干部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现阶段,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领导干部自身的法治信仰水平无法满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需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应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信仰水平,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需要加强法治教育,丰富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储备,夯实法治信仰的基础;根治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为法治信仰奠定观念基础;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为培育法治信仰构建制度保障;发挥法治仪式作用,树立宪法权威;灵活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培育领导干部法治信仰提供技术支撑。     

论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并立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对社会实行法律之治。法治不仅仅是国家法之治,同时也是民间法之治。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必须明确国家法与民间法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现代化。     

关于我国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应具有严格的形式合理性。对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法治向理性迈进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差异在于不涉及人的主观偏好和主观性评价,与人的主观性分离,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鉴于此,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对构建我国法治社会中确保司法公正、反对专制特权、维护实体权利都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文化软实力语境中山东省法治文化完善机制研究

法治文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内涵,是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民守法的内在因素;法治文化具有教化与调控的功能,具有软约束力,在精神与思想深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中研究法治文化可以使人们在更深层面上把握法律的要求,根据法治的精神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水准;法治文化还可以使人们具有判断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不仅仅限于法律制度的建设,还在于法治的精神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信仰和自觉的行为准则,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养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纠纷的习惯和意识。只有在这种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才有利于真     

“法治”理念辨析

对于法治的含义,中西方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共同点是从不同角度重视法律制度。依法治国不等于法治,它只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而非法治的目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治,必然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基础。现代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政治基础是民主政体和权力制衡,制度基础是法制,观念基础是法律至上。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培育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警察队伍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国已经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警察作为执法者,应成为法治的维护者、促进者,成为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为此,必须培育警察法治观念,使其树立法律至上的宗旨、权力制约的意识和人权保障的观念。     

法治文化的内涵解析

法治文化就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已经孕育而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中逐渐孕育产生了的现代的平等、正义、自由、人权和诚信的观念，并且逐步演化为社会成员普遍具备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种法律文化。崇尚法治的公众心理、追求正义的法治思想、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权利本位的法律制度是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刑讯逼供及其防止

刑讯逼供,除了直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侵犯人民的人身权利之外,更为严重的是它必然导致司法不公,破坏国家的法治环境,导致人们对法律和司法机关丧失信心,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时至今日仍屡禁不绝,其主要原因既有传统的法治观念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又有现行法律缺损的原因.因而,防止刑讯逼供应从改变法治的社会环境及更新诉讼观念,并在法律制度上予以完善,从而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人权提供保障.     

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率先树立现代法治观念

在新形势下,各级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率先树立与依法治国相一致的现代法治观念,是应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加快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对国家公职人员基本素质的要求,同时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一、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率先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依法治国,概括地讲,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思想理念,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揭示了法律手段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之一,在于推崇体现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它是对长期…     

试论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既定的治国方略,但至今法治践行状况令人担忧,而法治观念的淡漠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它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和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从立法、司法、教育、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培育中国法治观念,促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     

论“依法治国”的宪法效力——兼谈“依法治国”宪法规范的界定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于依法治国而言，宪法效力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进行适当调节的最高法律效力。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依法治国就是要维护宪法的法律效力，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需要依照宪法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需要做到的就是对于宪法制定过程进行有效的宪法规范，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宪法的尊严和进行依法治国的宪法效力。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与解决途径

劳动教养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至今 ,为维护国家社会治安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和国家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根基均受到了质疑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针对不同的劳教对象重新构建新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已是势在必行。     

卷首语

七月,仲夏的阳光中,白云千里万里随性而去,同窗好友互道珍重,却难随流水各自东西。在这种略带惆怅又暗自雀跃的心绪中,又一批法律人走出校园,进入陌生、不安的社会。"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法治的大旗下,各类思想泥沙俱下,各种法律事件、现象的讨论早已不是法律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的饭后谈资。在这些事件或现象的背后,既有权力的扭曲,也有权利的碰撞。随着法治社会的层层推进,公众法治观念的缺乏和转型时期特有的焦虑,已成为我们社会法治生活诸多负面现象的根源。刚刚走出墨香校园的新晋法律人,首先要做的,是用思想上的武器,以观念战胜观念,这也是当代法律人的担当所在。     

理性文化——法治的文化生态环境

依法治国 ,已经作为治国方略且在宪法中确立其法律地位。不过更为重要的是 ,依法治国是一种实践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实现法治 ,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理性文化应是主要方面 ,它蕴含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政治市场观念、思想市场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基本要素     

同构原理视域下的法治理念与公安执法关系研究

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公安执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两者在对法律、权力、权利和程序的认知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因而具有同构关系。从理论上论证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分析其交互功能价值,对未来我国法治建设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法治视域下人的非理性因素培养

法治是人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人的非理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非理性因素影响着法治思维的确立和法治行为的实施乃至最终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欲望、情感、信仰在法治层面上具体表现为人的秩序情结、权威敬畏、公平自信,应在法治理性的约束和引导下加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培养。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