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若干问题新论

贪污罪一直是刑法学界聚集的问题之一。９７年刑法不仅继续保留了这一颇具特色的罪名，而且还作了一系列重要修订。对此，有必要进行认真探讨。一、关于罪名问题在刑法修订过程中，贪污罪罪名的存废问题曾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论。①新刑法出台后，对之所以继续保留这一罪名的...     

论选择性罪名

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选择性罪名,理论界对选择性罪名的概念、特征、立法特点和适用尚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对选择性罪名的概念、特征、立法特点、在法律上如何适用进行了阐释.     

我国刑法中的选择性罪名研究

本文从选择性罪名的概念和特征入手,对选择性罪名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与此同时对我国新刑法中所规定的选择性罪名作了全面的检索并就其完善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析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罪

我国刑法为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对侵犯财产的犯罪作了必要的修改，修订后的刑法对侵犯财产罪的罪名设置作了必要的调整，如将贪污罪分离出去，不再作为该类犯罪的内容，同时又增设了诸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罪”之类的新罪名等，使刑法对侵犯财产罪的规定更趋科学和完善。本文拟对修订刑法侵犯财产罪一章增设的罪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罪”略作探析。一、概念和特征刑法第270条规定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罪，是指行为人将自己代为收藏、保管的他人的财物占为己有，拒不退还，或者将他人的…     

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单位贿赂犯罪是指由单位实施的行贿、受贿犯罪行为。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由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的非公务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的公务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构成。目前,就我国单位贿赂犯罪的立法现状而言,主要存在着立法结构与罪名体系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形式层面有悖于刑事立法的协调性,而且在实质层面突破了刑法平等主义与责任主义的价值诉求。因此,有必要在保持"公务—非公务"贿赂犯罪分立制的前提下,完善单位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具体而言,涉及整合相关罪名、扩充部分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及删去介绍贿赂罪三个方面。     

新刑法之罪名分析

罪名是指犯罪的名称，是对某种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现代各国刑法确定罪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明示式，即在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罪名，因而使罪名法定化。二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规定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经过对罪状的分析获取罪名。在刑法修改中，罪名法定化的呼声甚高，但新刑法仍然未能实现罪刑法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新刑法中的罪名进行学理概括，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统一罪名。从新刑法颁布后已经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新刑法论著（我已经见到不下10种）来看，罪名概括可以说…     

吸收犯结构形式新论——以吸收关系为视角的新界定

吸收犯的成立以事实上存在着数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行为为必要,其在罪名要素上系数个不同的罪名,在关系要素上系数个犯罪行为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且一行为在刑法上不能被评价为另一犯罪的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吸收关系只能在具有因果关系即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数行为之中,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实行行为的质的规定予以判断。     

罪名的概括性及其程度的选择

概括性是罪名的基本特征，是认识罪名的一个综合因素。掌握罪名的概括性的核心有助于区分概括性程度的不同，它有利于准确区分不同犯罪和正确设立罪名。设立罪名就是选择其概括性程度的过程，我们要从有利于构建刑法网络，有利于实现刑法功能，立足于基本国情和传统，以及有利于加强刑法研究的角度进行选择，这对我国罪名的个数、字数和类型的合理改进有较大帮助。     

浅议重新界定我国虐待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以幼师虐童案为展开

频频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暴露了我国刑法对虐童行为刑事处罚上存在的法律空白和尴尬境地。现行刑法中没有合适的罪名来规制这些虐童行为，同时局限于刑法中虐待罪主体的限制，大量的严重虐童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罚。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刑法进行修正，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发挥刑法在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应有作用。     

论罪名的层次

论罪名的层次林维罪名理论是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是刑法分则的最基本内容之一。研究罪名对于刑法分则体系及其具体规定的理解有着重大意义。学界对罪名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远未给予其应有的重视，罪名层次问题甚至根本未曾论及，导致...     

片面共犯之成立依据

片面共犯能否成立,在中外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片面共犯应当是成立的:刑法的规定是其成立的法律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是其成立的理论基础,司法实践需要是其成立的现实依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初探

被害互动理论揭示了被害人在犯罪进程中承担着事实责任,这种责任经规范评价后应该成为影响犯罪人定罪量刑的情节。司法实践不能承受之弊端呼唤着这一情节的法定化,理论和现行立法为其法定化提供了丰富的既有资源。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应该走一条以刑法分则为基础,以刑法总则为总纲,以司法解释作为保障的渐进之路。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非法占有目的的刑法定位及认定完善

基于占有学说的不同选择,占有的民刑涵义有所不同.刑法上占有概念以萨维尼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占有心素是据为已有的意图.与民法上占有心素要求,即仅支配、控制意图相比,刑法之所以强调据为已有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加行为对占有法益的侵害以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由此,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同刑法学说中,排除权利者意思说无疑具有合理性.目前,司法推定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法,在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基础上,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强化被告人针对司法推定予以证伪是消解司法推定存疑的完善方法.     

刑事法视野中的诉讼欺诈行为研究

诉讼欺诈以伪造证据、提起虚假民事或行政诉讼为手段,严重破坏审判秩序、侵害被害人利益,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已超出民事和行政手段可以调整的范畴。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很大。事实上,诉讼欺诈与诈骗罪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它并不是敲诈勒索罪的特殊形式,而且将其纳入妨害作证罪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当今刑法无现成的罪名与之相匹配。因此,我国刑法应增设诉讼欺诈罪,合理配置其法定刑。     

我国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立法误区及出路

本文认为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职务要件的规定 ,在立法体例上过于单一、在立法用语存在不科学性 ,围绕这一职务要件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了四次修补 ,仍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立法一开始就走入了一个无法修补的误区。必须对原立法进行彻底的修改。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讲 ,网络游戏玩家账号中的虚拟装备等网络资源属于刑法财产犯罪保护的对象 ;比较目前司法实践对这一命题的否定看法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司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应当进一步协调刑法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此外 ,在成文刑法面临新的社会需求而需要积极解释适用时 ,与刑事立法一样 ,司法适用者应当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软暴力”入罪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寻衅滋事案件为例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惩治"软暴力"犯罪中应当贯彻。由于"软暴力"尚未载入刑法典,司法实践中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仍须沿着规范评价路径,以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同时,根据成文法主义要求,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可用作说理论据,但不能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其溯及力可参照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加以理解。     

反思与前瞻:刑法司法解释的理性思考

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而且刑法解释的水平也是刑法学理论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两高"的司法解释"十分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刑法司法解释效力冲突化,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违法化,刑法司法解释语言粗疏化等诸多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司法解释方面不够慎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