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现代政治合法性对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合法性对任何政治体系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党的地位与效率往往取决于其合法性状况。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背景下,执政党合法性有赖于意识形态与执政的有效性,同时在执政方式上依法执政的选择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先进性:执政党合法性的真谛

先进性体现了执政党合法性的核心要求,是执政党合法性的衡量标准,也是民众对执政党拥护、支持和认同的基础;保持先进性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兴衰成败的深刻启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执政党合法性资源的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取决于执政党先进性建设的成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通过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等保持其先进性。     

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及重构路径

执政党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执政党的拥护、支持与认同.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迁,和谐、民主、法治、绩效、创新和人本成为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基于这些价值取向,应从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党社会化程度等路径重构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     

网络媒体兴起对执政合法性的影响及其应对

网络舆情是反映政党执政合法性状况的重要指标,网络媒体是执政合法性认同消长的晴雨表。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媒体为增强政党执政党合法性提供了机遇:为执政党了解社情民意、密切党群关系、树立良好形象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对政党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网络媒体兴起后出现的纽带联系松脆化、社会矛盾显性化、观念整合非权力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造成合法性认同困难。执政党应对网络媒体影响应该做到重视研究网络媒体、积极引导网络媒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善于驾驭网络媒体。     

论执政党合法性的有效资源

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对社会政治资源的充分认识和有效配置基础上的。影响执政党合法性的资源可以分为应然性资源、实然性资源和转换性资源,这些资源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资源的动员与配置状况。中国共产党动员和配置合法性资源的认识和实践不断走向成熟。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过程,就是通过对资源的积极动员、合理配置消除执政合法性与社会政治资源之间的距离并使资源充分有效的过程。提高执政能力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

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所以．开发和选择合法性资源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必须时时关注的重大课题。就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内涵来说，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统治是否符合个人与社会的某些实质性利益需求：二是被统治者通过某种形式表示对统治者的认可和自愿服从。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意识形态维度——一种比较视角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执政党获得合法性最持久基础。因此,各国执政党都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共同规律,然而由于每个执政党意识形态所处的国际地位、国内环境以及历史影响、革命传统、自身因素的不同,因而它们建设又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和执政合法性中的其他建设等几个方面来增加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     

试论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时代要求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90年,就其自身形态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进步的过程。用一个现代执政党的要求来衡量,在转变的过程中至少还需要注重关于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反腐败与反特权的问题、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党的建设问题。     

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与启示——基于政治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执政党在利用政治合法性资源过程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顾全球,大多数政党执政以后在意识形态上普遍遇到各种各样的合法性困境,执政合法性受到冲击,有的政党甚至丧失了执政地位。我们要跳出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中解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避开意识形态合法性陷阱的关键。     

以先进性建设构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由于政党的历史执政地位仅仅是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执政党的绩效基础又具有易变性,所以,扩大与巩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意义尤显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开展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有利于扩大党执政合法性的广泛基础,也是重建与巩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重要举措。     

执政能力的测量及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量指标包括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以及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一般说来,影响执政党执政能力提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第二,运作的制度化程度;第三,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大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第二、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系统进行确当调适;第三、党的政治理念应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变。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执政党执政有效性的多维透视及立体构建

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重要铱托，在政党主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其内涵从执政党建设的视角透视，包括价值、组织、制度、过程、结果五个层面。执政的有效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因此，执政有效性的构建需具有立体性思维，努力做到执政党的自主化、执政基础的自治化、执政党整合功能的完备化、执政文化的科学化。     

民主党派要注重增强参政党意识

树立参政党的政党形象是加强参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申亚力、王相红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撰文指出．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表明政党的合法性最终来源于政党实践的有效性。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合法性不仅来源于政党实践的有效性．还来源于人们对于有效执政的长期性结果评价转化为的短期性的阶段性的过程评价。     

有关我党政治合法性问题思考

政治合法性基础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当前日益加速的我国社会转型对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必须深化对我党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识,创新执政理念和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社会,用制度维系合法性。这样才能不断把握和吸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增强政治合法性

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党正确认识、理性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与合法性建构

对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一直难以摆脱"韦伯式"的类型学和选举式授权的窠臼。这些研究导致了一种想当然的立场:法理型合法性是"韦伯式"类型学的唯一评判标准,同时西方程序正义和大众选举授权模式成为法理型权威的唯一有效形式。而在韦伯那里,程序正义侧重于法律意义上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选举程序,选举也是精英选举而非大众选举,因此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大众选举授权在韦伯的思想中是对立的、无法结合的两种方式,但经由自由主义的改造后,却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对权威主体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对执政党权威的判断拘泥于既有价值标准,忽视了权威整合价值规范和秩序重建的根本性作用,导致了对绩效合法性的片面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性锻造和党的十九大新阶段系统的顶层设计,证明了执政党的成长过程也是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是合法性的来源,而非相反。     

论新时期陈云对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贡献

执政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重要危机.陈云为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主要是从执政绩效、意识形态以及作风建设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有效性视野下的政党执政逻辑透视

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外在逻辑,在政党主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从执政党建设的视角透视,其内涵包括价值、组织、制度三个层面.执政有效性的立体构建需要做到:执政党的自主化；执政基础的自治化；执政功能的整合化；执政文化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