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关系探析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是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人员和技术等方面援助的总称。它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其对外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和行为,同时又是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马约》把发展援助政策划归在“第一支柱”框架之内,而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第二支柱”。“第一支柱”具有很强的超国家性,而“第二支柱”属政府间合作范畴,不受共同体机制的管辖。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割裂开来的,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之完善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实现政策、民心互通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对外援助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从战略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在资金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通过构建援外制度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目前,中国存在援外制度不健全、援外基本法缺位、援外管理体系不协调等制度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如何落实援外战略、调整援外资金结构和数量、提高对外援助实效等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中国可尽快出台《对外援助法》,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实效,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阿拉伯海湾国家对外援助的战略、特点与影响

阿拉伯海湾援助国是新兴援助国的重要成员,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贡献与日俱增。援助国的实践服务于政治、经济与文化战略需求,与石油红利、君主制政权、历史地缘关系、伊斯兰文化的宗教属性及地区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从外交战略看,援助政策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在保持对战略重点区域持续投入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展,主要体现为团结援助和南南合作;从经济战略看,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和循环利用石油财富,旨在加速推进国家经济多元化政策;从文化战略看,宣扬伊斯兰传统文化中慷慨施舍的精神,达到提升国家地位、塑造地区影响力之目的;从援助特点看,以王室和中央政府主导的援助政策,兼顾双边和多边的援助渠道,援助分配聚焦受援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积极对接国际发展合作新机制。援助不仅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缓解了贫困国家的发展难题,而且彰显了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多重作用,与中国深入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息息相通。     

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是法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法国文化是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但不重视对外援助的经济利益。法国重视对特定地区的援助,并制定了"优先团结地区"政策。法国对外援助属于中央集权式管理,外交部、财政部和移民部是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法国开发署负责执行双边援助。对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的启示在于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并完善对外援助协调机制。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概况 对外发展援助(developmentassitance)又称对外援助(foreignaid)或发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从广义上说,是指一个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的经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对外发展援助作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对受援国还是援助国本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欧盟的对外发展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

贸易援助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是贸易援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评价制度迄今为止的发展都是在WTO体系内实现的,它调动了大量的援助资金、提高了参与各方对于贸易在发展中的地位的认知,提升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较为完备的贸易援助评价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贸易援助也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贸易援助将被整合到更大的全球发展努力之中。无论是其现实发展,还是其未来趋势,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均对中国对外援助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借鉴贸易援助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坚持定量监督与定性监督相结合,自我评价、相互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构建逻辑体系完整的援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确立后的贸易援助发展趋势,着眼未来,推动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制度的建构。     

从分歧到理性:西方学界眼中的中国对非洲援助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幅上升,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援非项目的研究日渐增加,并且开始出现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批评者认为,中国的援助是为获取非洲的政治或自然资源,给当地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而支持者则认为,中国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转让促进了当地的发展。2010年后,随着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公开,西方学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和效果,其对中国援非项目的评价开始趋于一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援非项目并非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并且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式总体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同时,上述研究也发现了中国援非项目的部分待改进之处,可以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提高援助效率带来有益的启示。     

布什政府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改革探析

冷战期间,对外援助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外援助的战略地位下降。“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布什政府提出了一套以反恐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重新强调对外援助的战略重要性。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实现对外援助战略效能的最大化,布什政府在对外援助的目标、机构和重点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形成了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相适应的对外援助政策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东南亚援助

自建国以来,中国对东南亚援助走过了增长、调整和发展三个阶段;尽管维护了国家利益并带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但也面临有效性递减,领域不平衡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既为援助东南亚带来机遇,也提出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既可提升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战略地位,又可提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资金水平,还可以增强中国在对东南亚援助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对东南亚援助既面临如何发挥援助引领作用的挑战,又面临如何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挑战,还面临如何提升援助有效性的挑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需要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做出主动应变。中国可以利用援助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发挥印度尼西亚在地区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在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社会根基。此外,丰富援助政策的灵活性,为东南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也已成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当务之急。     

中国对外援助:成就、教训和良性发展

中国的对外援助有过曲折的发展历史,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但也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援助发展史上,也有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吸取,当前仍存在需要克服和思考的问题。今后在探索更合适的对外援助指导思想、完善对外援助机制等方面还要多下工夫,推动适当有度、互利双赢的对外援助取得最大效果。     

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卫生治理具有高度的无国界性。全球化的深化使人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使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变化。全球卫生治理理念更为包容、参与主体多元、私人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方式多样。但是,全球卫生治理因理念的差异、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政治性、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明确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实现从执行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扩大与全球卫生治理多方主体的合作和政策协调,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并注重培育和发展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现状、特征与问题

2010年以来,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量,于2014年发布《欧盟几内亚湾战略》,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五年多的实践中,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呈现表态明确、在已有框架下自主性不断增强、安全政策具有发展援助特色等特征。同时,欧盟参与地区安全合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理念与实践脱节,"以发展促和平"政策效果不佳且缺乏军事力量支持,推动国际安全合作成效不显,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固有局限等。几内亚湾地区安全治理亟需国际通力合作,欧盟则需克服自身问题,提升安全治理合作成效。     

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14到18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极易成为违法犯罪的行为人,18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也容易频繁遭受违法犯罪的侵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功能的发挥对于保护其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应当弥补农村留守儿童诉讼能力、诉讼制度和家庭、社会支持的缺位。国际准则和我国法律均要求应当及时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的全程性法律援助。司法实践中,我国各地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但也出现地域发展不平衡、缺乏专业的援助队伍和难以保证全程参与等问题。因此,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应当加强专业化建设、全程性构建和和辐射功能的拓展。     

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必要性及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给予非洲的援助达到一个历史新高度,中国的企业与各类人员也越来越多地走进非洲,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同时,中国对非援助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对非援助的水平,应从以下方面考虑21世纪对非援助工作:与非洲国家加强磋商、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对非援助中,继续加强文化教育合作;熟悉和了解非洲文化,本地化经营是发展方向;树立责任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建立企业非洲投资宏观环境评估体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

自1956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通过真诚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友谊,非洲国家不仅直接帮助我国确立了世界大国地位,而且间接促进了我国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的提高.从总体上看,我国对非援助是成功的,但受国际结构、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也存在“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做得不够的问题.纵观援非历史,总结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面的工作经验,对于推进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启示意义.     

杀人案中的被害人援助

杀人犯罪是凶杀性的暴力性犯罪。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预防杀人犯罪以及如何对杀人罪犯正确的定罪量刑,而忽略了对杀人犯罪被害人及其遗属的研究,尤其是对他们如何进行援助。从另一方面看,最好的犯罪被害人援助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本文从被害人的角度对杀人犯罪被害人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对杀人案中的被害人的援助问题。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美欧对华政策协调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