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主义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主义就是过于相信甚至迷恋数据的结果,其极端化就是数据独裁。大数据主义的消极后果就是误以为数据科学能够取代专业科学,数据知识可以代替意会知识,数据分析取代定性分析,数据精神取代人文精神。大数据主义的产生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数据污染、数据干扰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法律制度相对滞后的条件下,有必要从技术伦理、共享精神、伦理规范和人文精神等角度对大数据主义进行必要的伦理治理。     

多元正义理论的构建及其困境

20世纪末,西方正义理论出现以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为首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与以A.麦金泰尔、迈克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学说之间的争鸣。在这场正义大讨论中,以迈克尔.沃尔泽和戴维.米勒为主要代表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多元化的因素,提出多元正义理论的构想,为正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多元正义集中对社会物品的多样性和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对具体的社会正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特色见解,但也遭遇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诘难。     

失落·反思·建构——对当下人文精神讨论的有关思考

科学独断论的极度扩张和工具理性的强势渗透是当下人文精神失落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多有“呼唤”少有“建设”、勤于“呐喊”而疏于“构筑” ,没有将讨论继续理性地引向深入。而要建构一种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的当代人文精神 ,我们必须要秉持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精神 ;要合理处理好人性中“有限性”与“内在超越性”的矛盾 ,并使两者之间始终保持必要的张力 ;要具有世界视野 ,并始终保持其开放性。     

现代化·权威·民主——“新权威主义”评析

近两年,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介绍和讨论,逐渐多了起来。去年下半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整顿的任务甫经提出,宣扬“新权威主义”的声浪驀然升高,同时引起了自发的争鸣。由于这场争鸣关系着我国兼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应该限制、压抑民主以加强集权     

新理性:新启蒙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学术思想界曾掀起过新启蒙和人文精神讨论，时至今日，又涌现了新理性研究，它们在我国思想史上都留下了一抹印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缺陷80年代初，因否定“文革”的现实政治使命的迫切要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仓促之间拾起了西方17、18世纪的古典人道主义武器，批判历史强加于中国人的非人道的罪恶，试图树立起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然而，仅仅5、6年之后，这场运动便淡化了。由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迅速意识到古典人道主义理性至上以及神化人本身等一系列缺点，总结出“摧毁一个迷信的异己的神却重塑一个理性的内在…     

人文精神今何在?——论生态文艺批评几个问题

人文精神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大讨论后,尽管遭遇商品市场的重大冲击,仍然顽强的存在着.在21世纪,人文精神在文学批评领域主要体现在生态批评中.生态批评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遭到人们的误解.事实上生态主义是人文主义在当下的一种体现,其宗旨仍是“为人”,它通过后现代的“解构”实现其对于“科学理性狂热”的颠覆,并形成了与自然如何相处的理论体系.     

全球化中的伦理共识

全球化蕴涵着两大基本问题:即伦理共识和全球化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所谓伦理共识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道德的普遍性与道德的特殊性问题;所谓全球化的道德合理性则应从全球化中的互利与责任两方面把握。本文主张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视野中,通过对话和商谈获得伦理共识。     

中国近代人文精神失落成因探析

中国近代人文精神失落成因探析李维武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已成为中国人文学者的热门话题。中国近代人文精神失落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文化土壤，二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承担者──中国知识分子，三是中国人文精神的自身特质。这三个方面...     

人文精神的坚守者

40年前,一场以"文化"为名的大革命彻底打碎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与传统。然而,砸碎一个旧世界,却并未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这一历程,伴随着无数人的精神迷失。从十年创痛中蹒跚走出的"后三届"学子们,由此更为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精神的废墟、思想的重建、文化的坚守。即便彷徨、悲凉却也难以褪去其根固的理想主义:心忧天下、匹夫有责。所以,他们在70年代书写出反思历史的"伤痕文学";在80年代初展开了"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在90年代可重新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直至21世纪重拾传统,带动国学热的思潮……人生几经沉浮,一次次从轻信到幻灭的生活体验,使"后三届"对社会现象有了清醒而坚定的判别能力。"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弘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一代知识分子在理性的选择中,实现着对人文精神的自觉坚守。     

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的批判,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一次论战。这次论战的规模并不大,时间并不算长,但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     

米洛舍维奇:"巴尔干屠夫"或"塞族民族英雄"——兼与金重远教授商榷

米洛舍维奇是靠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而跃居党政首脑地位的。他执政7年之中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使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陷入4场内战,并且引来外战,2000年落选总统,后被引渡海牙国际法庭。纵观一生,他非多于是,过大于功。《探索与争鸣》今年第4期刊登的复旦大学首席教授金重远《评米洛舍维奇的历史命运》一文的观点值得商榷。     

论战与道德

论战与道德王小波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的。在讨论时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博，但已足够有趣。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５０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     

从科学与人文的博弈看文学的地位和意义

本文对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这一对范畴进行辩证分析，指出创造物质文明、建设道德理想是社会的双重需要和人类的二重人格，但就个体而言却很难兼顾。人文知识分子是以反弹琵琶的方式对社会发展的伴生物进行清理。在中国，文艺更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康德的先验主观主义“价值”观及其历史地位——探寻现代价值论争鸣的近代源头

“价值”成为哲学概念开始于洛采和尼采的流行看法有误,价值概念在康德那里虽未成为宏大论题,却是哲学性运用的;而且他把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的关系当做了一个论题,它后来成为几大学派争鸣的主要话题。康德认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是目的而非效果,价值是合（理性生命的）目的的东西。他区分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依附价值与本身价值,重视绝对价值。其先验主义的一般价值观是其形式主义、人本主义的深层思维,是其美学、宇宙目的论、道德论等相统一的基础。它总结并升华了古代的基督教一级价值观,是现代价值思潮兴起的主要源头和争鸣的实际性主要对象,在一般价值观之承前启后的链条上,有着关键性的地位。     

马尔库塞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马尔库塞关于知识分子作为新阶层的论述,无疑可以算作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从知识分子的固有特征审视成为新阶层的可能性,从知识分子的新变化折射作为一个新阶层的知识分子已经诞生,并就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改变这一新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思考.     

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人文精神”讨论与红卫兵理想主义反思

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人文精神”讨论与红卫兵理想主义反思刘怀昭近一两年，但凡读读书报的人都对诸如“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终极关怀”，以及“失落”、“精神家园”等词耳熟能详。这些话题大致覆盖了近一两年来知识界的热点，而最近几期《读书...     

现时代道德理想的抉择问题略议

现时代的道德理想及其抉择,是当前理论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同志已就相关的理论作了不少很有意义的探讨,取得了一批成果。但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和分歧也日渐显露出来,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探讨和争鸣。这些探讨和争鸣,已经不限于伦理道德的层面,而是扩展到历史观的领域,并且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密切相连,使道德理想及其抉择,成为理论、历史、现实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问题。审视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下面我谈两个问题,以就教于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一、关于伦理抉择的“务实化”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

同志们!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央的这个决定,是中央领导全党反对保守思想、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论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

道德既具有适用于一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性,因而存在特殊的、相对的道德,又具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绝对性,因而存在共同的、绝对的道德。伦理相对主义只看到道德的特殊性和相对性,而抹煞道德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而错误地认为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共同的和绝对的道德,不存在对于一切社会都是正确的普遍正确和绝对正确的道德。反之,伦理绝对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则夸大道德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进而否认相对的、特殊的道德之为真正的道德,以至片面地认为真正的、优良的道德必定是普遍的和绝对的。     

统合效用主义的道德哲学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功利主义的讨论中,应该说以盛庆琜的统合效用主义的创立为最高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完善了传统功利主义和新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很好地解释了哲学和伦理学讨论的一些道德难题,并对功利主义在更完备的意义上作了完善和发展.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研究统合效用主义显得尤其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澄清各种功利主义派别在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问题上的是非,区分它们之间的异同,发现各自的优缺点,寻找道德难题的答案,十分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