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双向赋能研究——基于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实践

民营经济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与全体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现实问题。随着我国迈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国际环境趋于恶化、营商环境还需优化等现实挑战。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之下探索出“党委重视、政府支持、企业作为、社会认同”的实践经验，为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双向赋能提供了有益借鉴。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共同富裕也可以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两者在互动中实现双向赋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双向赋能，应在动力侧方面形成“市场—政府—社会”三轮驱动，在目标端方面缩小“收入—城乡—地区”三大差距，在路径层方面构建“先富—后富—共富”传递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探微:内涵、意义、制约因素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使职业上已经融入城镇社区的农民工在身份上也真正的融入城镇社区的过程,是实现农民工在职业和社会身份双重转变的过程,其核心内容就是政府赋予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权利。农民工市民化意义非常重大,但政府职责的缺位、城镇社区的认同困境、农民工总体素质不高都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基层政务:逻辑、动因与路径——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区“韶山”的案例分析

数字乡村战略使传统基层政务服务供给模式向线上转变,构建数字乡村赋能框架进而加快实现乡村基层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供给的统筹发展,为基层政府更好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区“韶山”的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案例进行分析,以数字乡村建设情况为基础,研究数字乡村、基层政务与各赋能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的理论框架,揭示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的逻辑机理。发现基层政府建设数字乡村受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资源、赋能结构、赋能价值重要因素的影响,基于赋能五要素提出了理念体制创新、促进信息共享、实现社会赋权、吸纳乡村精英等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需求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是解决中国城市化的关键。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生活、发展、情感等多重现实需求，应引起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逐一解决，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发展。     

工人宿舍社区的"赋能项目":青年农民工积极公民身份的实践与反思

长期以来,学界对农民工公民身份的探讨常置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被动公民身份"解释框架中.然而,随着户籍制度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蓬勃发展,青年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主观能动性,并不断构建其"积极公民身份".工人宿舍社区不仅是青年农民工社会化的重要空间,也是其实现公民身份的场域.本文基于产业工人宿舍社区的田野资料,探索青年农民工构建积极公民身份的路径,并讨论了基层政府在目标社区所开展以"赋能项目"为代表的"项目制"的实效与局限.     

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障碍及其推进路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指包括但不仅限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流入地城市市民的转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助于充分实现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基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既面临着与普通流动人口共性的障碍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殊障碍,因此在实践中表现为市民化和社会融入的难度更大。其市民化障碍突出表现在城市制度和政策障碍、城市管理者理念障碍和其自身因素障碍。政府应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扮演其市民化进程中的主导角色。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引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路径不仅要依靠制度层面的改革和突破,更重要的将有赖于政府、社会和企业各主体的协同支持。     

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逻辑、重要议题与未来突破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其核心要义是实现民心治理。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特征,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紧扣重构政府与社会各主体连接,提升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个切入点;确立包含云端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体系设计;建立起包含转变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思路,引入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应用开发,创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模式的完整政策体系。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还需落实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职能的减法,发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级的乘数效应,运用除法思维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约数。     

制度激励与农村人口转移——以南京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农村人口转移是中国城市化进一步演进的关键所在。农村人口转移必须兼顾农村居民的利益、节约社会成本并增进社会利益 ,因此有必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制度是约束和激励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 ,它既可以是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安排 ,也可以形成于经济主体为收益而进行的相互博弈。因此 ,制度可以既体现市场主体的利益 ,也可以凝聚社会的要求 ,如果结合得当 ,制度就可以发挥出市场和政府相互搭配的调节效用。当前要促进农村人口的转移 ,必须对现行的与农村居民转移相关的制度进行改进 ,着重于农村人口转移空间选择上的引导或约束。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社会资本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当前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户籍类型、地位差异、劳动与休假、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为了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必须要结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两种方式,有效发挥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2010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进入到政府的工作议程。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而市民化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则引起了社会和“两会”委员的广泛关注。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市民化的背后存在着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冲突，如果不能有效地化解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强制性地从上而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社会工作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青年农民工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在增权理论的视阚下，对青年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进行解读，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干预和帮助，挖掘其潜能，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增强青年农民工对权力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无助感，实现全面增权，才能使青年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     

北京市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其政策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城市化过程明显加速.在城市化过程中,当城乡结合部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大批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简称“农转居“).这些失去土地的农转居人员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将如何解决,是值得政府关注的重大事情.     

顾客感知对城乡居民公共教育服务满意度“倒挂”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运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通过多元有序Probit回归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公共教育服务满意度,对比发现:农村居民对公共教育服务的总体满意度略高于城市居民,与现实城乡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情况形成反差,出现"倒挂"现象。基于顾客感知价值原理,城乡居民对公共教育服务资源充足性、普惠性和便利性的感知由高到低地影响公共教育服务体验,"不患贫而患不均"可以解释城乡满意度"倒挂"现象。此外,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客观存在两个相对分割的基础教育市场,农村教育投入的增速较快,有利于缩小城乡的差距,但城市的组内差距仍然巨大,城乡居民皆"患不均",这为未来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两个大转型,这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只能有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综合来看,中国农民在抗御社会风险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中国建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施社会政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     

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路径锁定与突破

城市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边际报酬为正的产业部门,是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我国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存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障碍。为促进农民分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收益,需要打破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路径锁定,实施制度创新,需要解决因城市化发展与农民权益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权益或待遇。     

我国城市弱势青少年群体增权问题探析

目前,城市弱势青少年群体客观上处于无权状态并内化为无权感,从青少年个体发展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来说都需要增权。在现实条件下,实现城市弱势青少年群体的增权途径,主要通过家庭系统、同辈互动、社区参与和舆论媒体等,从而使其提升能力,获得资源。     

我国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误区和路径

目前我国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中,还存在着认为改革应主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而不是大城市;应给城市政府充分自主权,中央政府不应深度介入;将征地拆迁或集中居住的农民作为主要对象等误区。研究表明,进一步改革要求地方政府要有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治意愿,以不降低城市居民既得公共服务及福利水平为底线,其进展也决定于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下一步改革应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快农村宅基地确权改革、大力开展城市廉租房的建设、着力解决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问题、完善土地和财政制度配套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城乡制度一体化,尤其是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参与和制定户籍改革的相关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基于城镇化的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城乡差距拉大、土地流转不畅、户籍制度屏障、社会保障乏力、环境资源危机等“城镇化”问题日渐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社会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清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障碍，必须以平等性为原则，坚持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理念，实现以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

根据目前农民市民化的进展状况 ,要积极排除农民市民化的思想障碍、政策障碍、体制障碍、信息障碍 ,让进城农民在就业、权利保障、福利待遇、子女上学以及其他方面与市民享有平等待遇。为此必须克服农民变市民的种种认识误区 ,从城乡统一的立场出发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逐步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     

试论农村居民人身损害的平等求偿权

本文以两个典型案例作为切入点,分析阐述了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中存在着城乡二元标准,而以户籍为依据的二元赔偿标准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应予取消。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应一视同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农民的这一底线权利应得到法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