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免除权的法律思考

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我国法律应在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作证免除权．这不仅有利于瓦解犯罪、提高诉讼效率、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

"隐蔽作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证人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从我国证人保护的现状来看,借鉴"隐蔽作证"制度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对"隐蔽作证"的适用对象、实施程序和法律保障机制的探索,有利于健全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促进证人出庭作证的实现.     

论我国证人保护制度

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措施的规定很不健全,给证人出庭作证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如何完善证人作证的保护机制,是一个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为了使证人出庭作证因素能够得以良性循环,让证人说话,从不敢作证到敢于作证,从不愿作证到愿意作证,必须尽快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并设置相应的配套机制。     

英美法系刑事证人保护立法概况

在我国证人作证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证人保护制度的建立是完全有必要的。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有必要对主要国家的证人保护制度进行梳理,概括出它的基本规律,归纳和总结证人保护的成功经验。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要求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容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无论在刑事诉讼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作证和拒不出庭作证一直是一个广泛存在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证人拒绝作证不仅严重妨碍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为了解决证人出庭问题,在强调证人必须出庭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本文拟从证人保护的必要性出发,分析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从而提出重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具体设想。     

论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完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是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迫切需求。     

论我国新刑诉法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日臻完善,使我国刑诉法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更趋科学,意义深远.但其多方面的具体制度尚有进步空间.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方面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证豁免制度以及证人拒绝出庭时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人权保护原则和衡平原则提出若干建议.     

论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之构建

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但是，目前证人出于个人安危考虑而不愿作证却是实践中一个无奈的事实。要改变证人不愿作证、不敢出庭的现状，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完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为证人提供切实全面的保护。     

我国设立证人特权制度刍议

证人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因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这一制度在英、美、法、德、意、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盛行。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设立证人特权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第１款、第２款...     

实施中的“软”“硬”之法:规则的不服从与服从

法律在实施中既有执行软弱的问题,也有执行过于刚硬的问题。如何避免执法者和守法者在服从法律规则上的过于僵硬或机械?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是处理好原则与规则的适用关系。当规则与原则一致时,先适用具体的规则;当规则与原则不一致时,应优先适用原则。二是公民的抵抗权问题。法律应赋予公民出于道德良知的判断(或特殊行业的执业者出于职业道德)而故意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权利。总之,法制应该具有"温情"的一面。     

从欧盟竞争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中国加入WTO后 ,面临着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 ,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 ,即缺乏对竞争机制的全面有效保护。无论是从生存还是发展的角度出发 ,中国都急需制订一部竞争法。欧盟竞争法虽然来源于美国反垄断法的思想 ,但是它吸收了其内部成员国的国内法的合理内核 ,同时兼顾两大法系的协调问题 ,顺应竞争法的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 ,欧盟竞争法对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

1993年以来我国《公司法》虽经过多次修订、修改,但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司法》最初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参酌各国公司立法经验,整合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规范和股份公司法规范,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现行法上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困扰。各国现代公司法体系是19世纪自由竞争和工业经济的产物,是为大型公开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多数国家以公开公司为基础,以封闭公司为例外,建立了公司法的体系,在立法形式上,采取这两类公司的分别立法或统一立法的模式。近年来,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公司法的改革,转变了原有的观念,以中小企业和封闭公司为基础构建一般规范,对公开公司作出例外规定或就某一事项作出单独规定。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求,在坚持现行法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合于一部公司法典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建立从公司设立、存续到消灭等的同一事项中以具有封闭性质的中小公司为定位建立基础规范,对具有公开性质的大公司作例外或单独规范,以利于公司法的解释和适用。     

为自己作证的权利及其真实义务——论英美法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

被告人作证权制度是英美法特有的一项制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确立的。在英美法国家,被告人如果要在法庭上陈述事实就要像其他证人一样,走上证人席,宣誓作证。被告人作证时不受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保护,对控辩双方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故意虚假陈述将构成伪证罪。二战之后,部分大陆法国家或地区在改造职权主义庭审方式时,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调查被告人程序。我国也不例外。但我国的调查被告人程序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对抗原则和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精神,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论刑法的修改形式

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犯罪发展态势,适时针对不合理的刑法规范与条文作出相应修改的一种立法活动。从刑法修改的范围来看,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形式;从修改所采取的载体形式看,有刑法典修改、单行刑法修改与附属刑法修改等形式;从修改所涉及的内容看,有废止型修改、修订型修改与补充型修改几种形式。刑法修改必须针对特定对象与内容采取不同的修改形式,刑法修正案不应当成为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行政犯而言,更应该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与修改形式。     

民法总则的使命及其应规范之内涵——以中国民法总则草案为探讨中心

所有现代欧陆民法法典,不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抑或是继承两民法典之法典以及参考两民法典之法典,均设有民法总则之规定。中国最近有制定民法总则的计划,并已提出建议稿,但此前已经有了9个单行之民法法律规范,构建了松散型的民法典体例,而民法总则属于一体型民法典之构成部分,这就需要对以往民法法律规范重新整合。结合中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对民法总则应加以规范之内容,以及法律原则、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民事客体、法律事实、民事责任等具体规范加以分析探讨,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法总则提供参考。     

检察机关应对证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作为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顽症。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做出了完善,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范围的基础上,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补偿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可预见的是,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证人出庭将成为常态,检察机关势必要在保证证人出庭、应对证人翻证、有效出庭支持公诉、公诉人才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方能有效地履行指控犯罪职能,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给检察机关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试论市场规制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市场规制法是实体法和具体行政程序法的结合 ,市场规制法以公法为主 ,兼有公私法融合的特点 ,其私权救济部分通过民事诉讼实施 ,其刑事制裁部分除独立性的散在立法外已归入刑法典 ,均通过刑事诉讼实施 ,而其基本的实施方法则是行政和行政诉讼。     

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更加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保护与被告人知悉权、对质权可能发生冲突,各国为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平衡,包括限制披露证人身份信息和采用视频技术或设置屏障的方式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必要在平衡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