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从人权保障看我国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指的是公诉机关在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时的证明程度和要求。面对"高定罪率下公诉证明标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定罪高度可能性"的公诉证明标准。     

以证明对象为视角谈刑事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证明对象与证明标准不仅一同决定了刑事诉讼活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二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证明对象不同,证明标准也会有所差别。以证明对象为视角,针对不同层次的证明对象,设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意义重大。     

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公诉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缓起诉处分，立法设置了再议制、交付审判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则在审前以起诉审查制进行制约，防止未达起诉法定门槛的案件进入审判。对于大陆来说，其公诉权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陆也应设立公诉权的司法权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都应最终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和制约，以保证公诉权合法行使。但对于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之处，借鉴的同时需予以改进。     

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务内容。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即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法院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层次性特点,存在诸多弊端,应重新构建。公诉证明标准在宏观设置上应适当降低,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应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主,完全的确定性和高度盖然性为辅”。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 ,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 ,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 ,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 ,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 ,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逮捕、羁押措施的完善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

在我国,逮捕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逮捕与羁押不分导致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并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借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分离逮捕与羁押两项措施;通过论证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来降低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从"确实充分"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确立羁押的证明标准(明晰而可信的证据);并建立健全与层次性证明标准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使其自成体系,以期实现侦查效率价值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平衡。     

证明标准之重构设想

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问题,证明标准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是诉讼程序中极其重要却又难以把握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我国的证明责任制度仍呈“块状”分布,即将证明责任制度分成三大块,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本文分别从三大诉讼法的角度,提出笔者对于重构我国证明责任标准的一些设想。     

浅谈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

我国工伤认定过程中经常遇到关键事实无法查清或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冲突的情况,但由于我国尚未设置工伤认定证据证明标准,导致在实务工作中引发各种争议和纠纷。文章分析了工伤认定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的理论研究情况及实务中工伤认定证明标准的采用情况,并就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的立法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东南地区某法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审判适用的调研报告

自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非法证据排除成为刑事司法不可回避的一大挑战。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审判适用情况、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语境下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进行调研分析、适时总结;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刑事法规的日臻完善和其有效实施,提供实证参考和实践经验,可谓尤显必要。     

非法证据排除之证明及其未来

域外经验的启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制度是在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我国国情基础上制定的.在今后的司法理论和实践过程中,需要完善证据合法性的庭审规则的确立、控诉方的举证、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法院职权的独立行使等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浅议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或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者为不足。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重意义,是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明要求的问题。对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进行理清。     

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运用规则

结合电子证据定案的典型案件,讨论电子证据证明过程中技术鉴证与法律证明的关系,探讨电子证据可行的证明模式,论证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电子证据之间的关系,展望单纯依靠电子证据定案的可行方案。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我国审判人员运用电子证据是将其转化为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传统证据形式来定案;修订之后对电子证据提取、鉴证等方面,技术专家提出了诸多质疑,需要对这些疑问提出合理的解决思路。同时,电子证据的定案体系需要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据体系的实际情况,电子证据之间、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需要形成"印证"的证据锁链。在具体问题中,电子证据的构成特点也是定案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论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分离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同时,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行使主体的重合严重违背司法监督理念、影响控辩平衡、妨碍审判中立,致使在司法公正、监督权和公诉权作用的发挥,以及检察官职权行使等方面都造成了诸多弊端。而且,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由同一主体行使在制度上有不合理之处,将两者分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现实选择。     

冤案频发的制度拷问——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科学构建

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的频频曝光使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面临着公众的拷问,这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立法缺失不无关系。应从增强可操作性、完善证据标准体系、发挥"疑罪不诉"制度的功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诉证据标准。     

浅谈美国的公诉制度

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但很早就确立了公诉制度。美国的公诉职能主要是由检察官来行使的。检察官在做出指控决定时需要考虑很多相关的因素,包括延缓起诉和分流项目及选择指控的级别和数量。同时要依据两个主要的证据标准,即可能性根据的证明标准和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检察官决定起诉之后,案件一般还要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才能进入审判。主要有两种审查模式:大陪审团审查模式和预审听证的审查模式。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