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合理的变通还是“意义”的流失——谈文学翻译中的“随意”现象

文学翻译的目的何在?仅为了向读者介绍作品的故事情节,还是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让读者了解名著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内涵以及原文作者的本意?大凡严肃的译者都以后一种目的为追求.尤金·奈达提出"翻译,即译意",这句名言明确了翻译的使命所在.因为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的根本.离开了这一根本,译者的创作就表现出一种随意性,就会造成原作意义的流失.     

“法律”一词使用、翻译的话语实践——集中于19世纪初期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基于法律的独特语境,“法律”概念的使用和翻译不可避免地是复杂的。在近现代随着各个民族国家交往的深入展开,这样复杂地使用和翻译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重要故事”。我们可以认为,法律的存在其本身就意味着纠纷的存在,纠纷不仅可能是个人的,而且可能是广义社会的或说民族国家的,后者在特定时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在纠纷中,随着人们的利益、观念、立场或者态度的不同,这种不同同样又是不可避免的,“法律”概念的一般含义因而也会裹挟在利益、观念、立场或者态度中表达自己的“差异”。因此,应当揭示使用、翻译背后的话语实践。     

秦律中的“官”释义——兼论里耶秦简“守”的问题

睡虎地秦律中的"官"没有官吏的意思,其主要义项是具有特定职能的机构、部门,从而引申出"公家"的意思,不宜泛泛作"官府"解。"官府"在秦律中有特定含义,表示具有保藏或作业功能的机构及其场所,不宜直接以现代汉语的"官府"对译。秦汉之际官署名称从"官"到"曹"的变迁,是秦朝建立前后以行政行为统一称谓用语的结果。里耶秦简中的"守",主要是长官不在时由某官员代为留守官署坐班之意。对里耶秦简中大量出现"守"和"守丞"现象的解释,必须联系睡虎地秦律和里耶秦简的不同文本性质和具体时空背景来理解。     

“90后”服刑人员家庭特点分析——兼论针对“90后”服刑人员的家庭特点在改造中的策略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生活各方面巨大变化,作为社会负面的犯罪问题也随之出现新的特点,其中青少年犯罪尤为值得关注!纵观当代青少年罪犯,他们在年龄上有个共同点——＂90后＂。由于＂90后＂罪犯年龄上的特点,其家庭因素在其误入犯罪歧途及改造中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本课题组分析＂90后＂服刑人员家庭特点,希望利用家庭资源对＂90后＂服刑人员的改造发挥一份力量。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兼论与大陆刑法相关内容的比较

数罪并罚制度是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整个罪刑体系的建构中起重要的作用。大陆刑法与台湾地区刑法中对数罪并罚的规定有所不同,包括数罪并罚之要件,数罪并罚之原则与方法及特殊数罪与数罪并罚之关系等方面。本文试图在介绍台湾地区刑法数罪并罚内容的基础上,将其与大陆刑法中相关内容作一简要比较分析,以求数罪并罚制度之改进,数罪并罚本旨之实现。     

大学的“法治”——兼论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我国大学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学中权力腐败现象的存在与蔓延 ,要求大学必须依法管理。大学腐败同样是权力腐败 ,需要改革以解决权力制约的问题。同时大学法治建设也需要以权利保护为宗旨 ,并实现规则治理。     

“存在”、“此在”与“是非”——兼论庄子、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问题观点之异同

西方哲学中“存在”一词在翻译成中文时出现的麻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映照出“存在”一词的多重含义和所谓“存在”问题的矛盾晦暗之处。汉语虽没有一个与“存在”完全对等的词语,但却用多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包含在“存在”中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庄子所谈论的“是非”问题与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此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是不同的。这一比较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个人的看法上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差异。     

证伪方法、经验法则和心理因素——以影片《十二怒汉》为分析文本诠释“排除合理怀疑”在陪审团制度下的运作要素

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运作起影响作用的因素包括证伪方法、经验法则和心理因素。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共性和诉讼的规律性,各国的证明标准虽然表述不同,但在运作上也存在上述共性。因而研究证明标准的运作要素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研究——兼论民法制度设计中的“人性预设”问题

中国民法理论不承认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究其缘由,主要是中国民法以一种固定的人性预设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而欧洲国家是通过适当的权利义务配置,去激励当事人从事社会所期许的行为。中国民法理论必须克服传统思维中模式化的＂义利之辨＂,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去设计民法制度。     

从一宗机动车盗窃案看盗窃罪的既、未遂问题——对“失控说”的主张兼对“控制”的阐释

[基本案情] 2004年5月12日,黄某在东莞市莞城百佳超市门口通过解码器打开一辆广州本田带卫星定位系统的小轿车车门后,采用打火线碰撞的方法发动后并开走,车主李某回来后发现车被盗,就报警,后公安机关采用卫星定位系统进行跟踪，在该车开至公安人员预先的守侯地点时，李某就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将该车的送油器截断，致使黄某无法再继续驾驶而被迫停车，由公安人员当场将黄某抓获。     

试论汉语新词新语翻译原则及其翻译质量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急剧变化,一批又一新词新语应运而生。如此一来使得汉语新词翻译研究成为学界一个新的热点,汉语新词新语翻译实践也就成为新的增长点。目前我国的汉语新词新语翻译在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本文结合一些具体实例,就汉英新词新语翻译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法律法规名称英译研究

法律法规的名称往往揭示了法律法规所要调整或规范的对象、主要范围或主要内容,故而至关重要,但目前鲜有学者对我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进行探讨。在权威机构颁布的法律法规英译本中,法律法规名称的翻译在术语、语法及句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中西方思维、文化及心理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英文表述上的不同。从翻译目的论的视角观之,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需正确选用术语、注重译入语的语法和句法表述习惯,尤其是参照外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表达方式,方能最终实现我国法律法规英译的目的。     

浅析英汉语法连接的差异

英汉语言连贯成篇往往都依靠语法手段,但它们使用的具体方式却多不同,如英语用时体形式,译成汉语却要用替代方式;这种差异还会超出“语法”的范畴,即英语(或汉语)用的是某种语法连接方式,译成汉语(或英语)则要靠词汇手段、逻辑手段或隐性连贯之类。由于英汉语语法差异之大,所以它们的语法连接问题特别值得作一实际的比较。     

英译汉：深层结构上的动态切分

英语有其自身的生成句子观和功能句子观,要较好地把握英汉翻译过程中在深层结构的句子语义,就必须结合句子成分的语义功能,明确语内和语际转换的合理机制,实现深层结构上的动态切分翻译法。     

文化差异对法律及经贸英语翻译的影响

人类的翻译活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文化差异。本文作者从英汉翻译实践出发,列举了大量论据,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法律及经贸英语翻译具有重大影响,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对待。     

评英汉词典中词汇翻译的“一步到位”

英汉双语词典在处理词汇时,翻译的比重应大于释义。本文旨在指出一般英汉词典中某些词汇在翻译上的不足或疏漏,目的是希望日后的英汉词典能更上一层楼。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     

从国外教学翻译法反观我国大学英语教学

教学翻译法在国外的外语教学界的地位几经沉浮。随着21世纪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再次以新的目光审视和评价这种教学方法,探讨在理解翻译本质并有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指导的前提下,如何适当掌握其在课堂中的运用,使其能有效促进外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提高。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针对中国国情,我国研究者在大学英语的教学翻译法的改革探索中,也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外语能力的指导性建议。     

法律英语汉译中的障碍及对策——从工具书的角度

学者云,“翻译之事,定名最难”;而古人也有教诲说,“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工具书中术语的准确定位事关翻译意旨的顺利实现;故针对法律英语词典的误译、涵盖面不广、未对近义词进行辨析以及大量非词汇化词条等问题,词典编辑者应尽其所能对工具书予以完善,以排除法律英语翻译时因工具书而造成的障碍。     

法律翻译的特殊原则

法律语言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对翻译学体系的重要补充。法律翻译在遵守翻译普遍原则的同时,也有属于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原则。法律翻译的特殊原则主要体现在专业性、严谨性、准确性和等效性四个方面。法律翻译特殊原则的提出,有利于提高法律翻译质量,亦有助于促进立法机关对法律翻译立法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