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累犯的概念

行为中心论的累犯概念注重犯罪行为和特征,以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行为为主线;行为人中心论的累犯概念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刑事实证学派建立的行为人主观要素为基石。我国刑法中的累犯概念属于行为中心论的累犯概念。将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状况充实到累犯概念之中,与我国刑事立法的总体精神、刑罚目的以及设立累犯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     

刑法适用中的人身危险性及其评估

按照西方刑事社会学派的观点,刑罚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报应,而是以预防再犯和保卫社会为目的。近年来,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因素也开始引起我国刑法学者的关注。刑法适用中的人身危险性主要针对的是正在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科学评估进而有效解决定罪和量刑的问题,达到预防再犯罪的目的。在实践中,应当对人身危险性评估进行科学操作,并形成有效结论,以便于刑法中的准确适用。     

论刑法学中的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一词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刑事实证学派,也就是近代学派。人身危险性最早是犯罪学上的术语,后来逐渐也成为刑法学上讨论的热点。就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来看,刑法学上的人身危险性仅指再犯可能性,但是随着该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初犯可能性被纳入到刑法学上必将成为一种趋势。评估人身危险性我们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犯罪人基本特征、犯前表现和犯后表现,而不应包括犯中情节。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上的功能也日趋突出,分别表现在定罪、量刑和执行上,尤以执行最为显著。加强人身危险性的研究,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也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保安处分之人身危险性评定标准初探

作为西方刑法一颗璀璨明珠的保安处分,在我国的正式立法化道路却十分坎坷,阻碍之一就是“侵犯人权风险理论”,而导致侵犯人权风险之直接因素便是人身危险性评定的模糊和不准确,难以通过客观的尺度把握,这极易导致法官滥用保安处分侵犯人权,因此保安处分在中国刑法化的必要前提就是明确人身危险性的评定标准,降低侵犯人权风险。本文力图通过对人身危险性的把握解决人身危险性的评定问题,防止保安处分异化为权力滥用的保障,为保安处分在中国立法化之路尽微薄之力。     

刑事程序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问题研究

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而产生的,并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人身危险性在刑事程序领域中的适用仍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刑事程序的视野下来研究人身危险性问题将会给人身危险性理论自身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构建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并将其与刑事司法体系区分开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累犯从严根据之考察

关于累犯从严的理论根据,刑法理论界有社会危害性说、人身危险性说和主观恶性说三种观点。本文指出,应从责任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累犯从严的根据,累犯从严的根据在于,累犯者的应受谴责性和人身危险性均大于初犯。     

前科消灭的刑罚理论基础

我国刑法在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时,既考虑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兼顾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罚的裁量是报应和预防综合评价的结果。故而前科的消灭乃是我国量刑原则的必然要求。前科在一定时期内予以保留的基础不应是预防再犯、防卫社会,而主要是检验和衡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业已消除的需要。     

论我国刑事政策的演进及具体运用——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政策科学化的重要支柱,是体现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承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和"严打"的具体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身危险性是质与量、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从人身危险性视角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对犯罪现象和犯罪人客观规律的尊重,是刑事政策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成果,是对人身危险性的认识由形而上学到辩证统一的转变。从人身危险性视角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可以从探求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科学方法、健全犯罪分类理论、完善立法和改善司法等方面寻找途径。     

人身危险性因素中的动态变因证明

人身危险性研究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逐渐完善并全面发展的阶段,但在对人身危险性测量的要素选择上却过于静态类型化,不能充分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动态变化趋势。于人身危险性研究中引入动态变因要素,结合已有的非变量因素将有助于人身危险性的理论完善并为实践测量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人身危险性导入罪量要素之检讨

经济犯罪中以“数额+情节”的定罪模式,虽然克服了入罪标准僵化的缺点,但是人身危险性也夹杂在情节中进入罪量要素.在贪污贿赂犯罪、盗窃罪、逃税罪等40多个犯罪中,将罪前受过的行政、刑事处罚及罪后悔罪表现等体现人身危险性因素,作为数额折抵因素计入罪量,以达到刑罚可罚程度.然而,罪量体现法益的侵害程度,具有客观性,所以,在定罪功能上,罪量要素应无人身危险性栖身之地.人身危险性侵入罪量要素,表现出明显的社会防卫思想,混淆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淆了刑法对象是行为而非行为人,造成了重复评价,最终不适当的扩大了犯罪圈,侵犯了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人身危险性只有外化为客观情节时,方可进入罪量要素.     

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导论

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导论,是对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实然的写照与应然的期待,依循如下基本路径具体展开：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的主要内容、亟待突破的难题、特色与创新之处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人格刑法论引入量刑活动探究

目前,刑法中的人格问题越来越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但至今人格刑法论与刑事诉讼法的结合点仅局限于审查起诉阶段的＂缓起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论证也仅局限于恢复性司法等理论。将人格刑法论与刑事和解结合起来研究的甚少。文章以人格刑法论理念为切入点,将人格引入量刑活动中来论证刑事和解的正当性。     

论自杀性犯罪

自杀性犯罪是作为犯罪学上的概念而使用的,我们对它的研究是从犯罪学的视角进行的。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犯罪现象,自杀性犯罪是指行为人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以同归于尽的心态及行为,以社会或者他人为危害对象,严重危害社会及他人的应受到指责、处罚和制裁的行为。自杀性犯罪有其自身的特征,是一种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作为"同归于尽"的自杀性犯罪,预防显得尤为重要。必须针对其产生的原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预防减少这类犯罪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探寻刑罚个别化的正当根据

刑罚个别化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犯罪人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客观根据之上的。秩序、人权、公正是刑罚个别化的法哲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事实基础即在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和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保安监禁制度合理性探究

保安监禁作为一种提前预防犯罪发生的手段,其在人权保障方面常常遭到质疑。文章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人权方面讨论适用保安监禁制度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并对我国引入保安监禁制度的具体架构提出设想。     

犯罪学科学性视野下我国犯罪学若干认识误区之辨明——兼论关系犯罪学之提倡

我国犯罪学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在科学性方面有待加强。犯罪概念方面的误区表现在混淆了研究对象层面上的犯罪和概念层面上的犯罪,过于追求犯罪概念的精确化,忽视犯罪概念的心理学考察。研究方法方面的误区表现在认为犯罪是不可以量化的,量化就是有数据,忽视测量量具的标准化,认为犯罪研究是纯客观的。在犯罪学体系方面,传统犯罪学体系因其逻辑结构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易滥用性不利于犯罪学往纵深方向发展。建立在关系哲学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关系犯罪学成为当今犯罪学体系的理想选择。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论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犯罪学诞生至今已有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对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仍有不同的主张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犯罪学这一学科尚欠成熟。古典派犯罪学、实证派犯罪学和近现代犯罪学都将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对策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所谓狭义犯罪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和著述时的个别选择而已。就犯罪学学科而言,其研究对象始终是广义的。